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中石化職稱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第1篇

關鍵詞：城市園林有害生物問題分析對策

生態(tài)園林主要是指以生態(tài)學原理為指導所建設的園林綠地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喬木、灌木、草本、藤本植物構成的群落，種群間相互協調，有復合的層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態(tài)特性的植物能各得其所，充分利用陽光、空氣、土地、養(yǎng)分、水分等，構成一個和諧有序、穩(wěn)定的群落，它是城市園林綠化工作最高層次的體現，是人類物質和精神文明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因此，城市園林綠化工作者一定要高度重視病蟲害的防治，保證城市環(huán)境質量。

一、城市園林中有害生物的現狀

號稱松樹“癌癥”的松材線蟲在廣東、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地每天都有新的疫點發(fā)生，其蔓延之勢已覆蓋了我國5億多畝森林。危害100多種植物的美國白蛾在遼寧、山東、河北、天津等地并未“撲滅”，而且新疫點頻頻出現，現對北京已成包圍之勢，正在敲響北京的大門。國槐的蛀干害蟲銹色粒肩天牛，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一直以河南、山東南部為根據地，局部為害國槐、欒樹，九十年代中期向東、西、北三個方向出擊，成為蛀干害蟲的優(yōu)勢種，如今已成為北京市樹“國槐”新的重要蛀蟲。從未過長江的北方蛀蟲臭椿溝眶象，在本世紀初，跟隨寄主千頭椿大舉入侵上海市，形成嚴重危害。日本松干蚧是一種毀滅性害蟲，遍及華東各省，如今又向東北擴散，吉林省1994年首次發(fā)現受其侵害，至2002年發(fā)生面積已達27萬畝，成災面積13.5萬畝，4萬畝松林在蟲口下瀕死或枯死。杉樹、柏樹的重要蛀干害蟲雙條杉天牛向北已蔓延到沈陽，大有向東北擴散之勢。光肩星天牛的危害面積已達50萬公頃。青楊虎天牛在黑龍江哈爾濱周邊地區(qū)再度暴發(fā)成災。蔗扁蛾是我國新發(fā)現的一種鱗翅目鉆蛀性害蟲，危害香蕉、甘蔗等經濟作物，防治難度較大，如今已遍及華東、華中、華北、西南、東北等各地城市園林，危害植物達22科之多，除巴西木、發(fā)財樹、綠蘿、一品紅、棕竹、鵝掌柴外，全國各地尤其是城市園林許多木本、草本花卉被其侵害。楊樹爛皮病1999年春在東北全部及華北、內蒙古部分地區(qū)流行，被害致死柳、楊等綠化樹木近15萬株。松枯梢病在山西、陜西、遼寧大發(fā)生，大連沿海地區(qū)的大片黑松患病死亡。銀杏大蠶蛾僅在陜西就發(fā)生2萬公頃，東亞飛蝗在西北、華北再度暴發(fā)成災。2003年春，長春市因凍害死亡楊、柳樹2萬余株，由凍害引發(fā)病害，嚴重染病的樹木3萬多株。原產南美的水葫蘆，學名鳳眼蓮，作為畜禽飼料、觀賞和凈化水質的植物被引入并推廣種植，后逸為野生，以極快的無性繁殖，形成單一的優(yōu)勢群落。在云南已成“喧客奪主”的心腹之患，占據了滇池10平方公里的水域，破壞當地水生植物和水生動物，堵塞交通，給漁業(yè)和旅游業(yè)造成重大損失，嚴重地破壞了生物間生態(tài)平衡。

二、當前城市綠化存在的問題分析

2.1綠化格局的調整改變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結構

園林植物是城市建筑物、道路之間互相聯系并使之成為一體的紐帶。國外園林風格不斷傳入我國，植物配置和種植方式更加多變，如疏林草地、規(guī)則綠化等，打破了我國傳統園林格局。園林植物種類、數量以及綠化面積大幅度增加，改變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種類、結構和危害。如今，蛀干害蟲、“五小害蟲”（蚜、螨、蚧、粉虱、薊馬）和生態(tài)性植干病害成為城市園林植物的主要病蟲害。

2.2綠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為病蟲害的發(fā)生提供了先決條件

害蟲與寄主在長期進化過程中形成了協同進化關系，可以說植物一栽下去就決定了病蟲害的發(fā)生程度，不合理的種植結構是病蟲害嚴重發(fā)生的源頭。

2.3園林植物檢疫環(huán)節(jié)薄弱，外來病蟲猖獗

隨著國際間植物交流的頻繁，侵入型害蟲不斷傳入我國，而我們當地天敵尚不能馬上跟蹤適應，這些自然控制因素的喪失使侵入型害蟲比我國本地害蟲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嚴重危害100余種花卉植物的毀滅性食葉害蟲美洲斑潛蠅和前面提到的蔗扁蛾就是近年從國外傳入的，并在短短兩年時間就遍及我國22個省區(qū)。

2.4城市生態(tài)惡化為病蟲害的發(fā)生開啟了方便之門

城市環(huán)境是由人工建造起來的特殊生態(tài)系統，地上部分往往是空氣污染嚴重、光照條件不佳、人為破壞頻發(fā)；地下部分往往是土壤堅實、透氣性差、土質低劣、缺肥少水、生長空間狹窄，這些直接導致了有害生物的大發(fā)生。當某種生態(tài)因子達到災變程度，養(yǎng)護管理又長期相當不力時，生態(tài)平衡將被打破，園林植物病蟲害就暴發(fā)成災，發(fā)展成為自然生物災害。

2.5氣候異常促使城市園林病蟲害大發(fā)生

在城市惡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下，園林植物生長勢極弱，這時氣候方面的因素則變成決定性影響因子。1999年柳樹爛皮病大發(fā)生，國家林業(yè)局專家組確定為災變性氣候引起。2003年春長春大量樹木死亡也是由災變性氣候引起。

三、防治的對策：

3.1加強抗性植物品種的選育及應用

植物材料的選擇應以植物區(qū)系分布規(guī)律為理論基礎，以鄉(xiāng)土樹種為重點，以適應城市生態(tài)環(huán)境，如抗干旱，耗水少，耐瘠薄和土實，抗污染，抗凍害，抗病蟲，耐粗放管理等7個方面為樹種選擇的首要標準。

3.2加強養(yǎng)護管理，減少有害生物的發(fā)生

加強養(yǎng)護管理就是人為地調整適合目的植物生長，而不適合有害生物生長的環(huán)境條件，使目的植物能健康、茁壯地生長，有害生物很難侵入，也不能大量繁殖，對目的植物構成威脅。從根本上解決植物衰退病這一難題。

3.3從規(guī)劃設計著手，控制有害生物的發(fā)生

從尊重生態(tài)系統自我調節(jié)出發(fā)進行園林規(guī)劃設計，遵循生物共生、循環(huán)、競爭的原則，以喬木為主，實行喬、灌、藤、花、草多種植物合理混配的林蔭型綠化，造成一個和諧、有序、穩(wěn)定的園林植物群落，形成一個多品種、多層次、互促共存、遮陰效果好的復層種植結構。北方冬季景觀隨季節(jié)的更替而發(fā)生變化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大可不必一味追求完美的綠色，去與自然規(guī)律進行無謂的抗爭。

3.4應用最新科研成果，保護環(huán)境，使有害生物的控制步入良性循環(huán)的軌道

第2篇

關鍵詞：農民市民化，農民素質， 應對

中圖分類號： D42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農民市民化是世界經濟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是城市化的實質和必然結果。特別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二元結構十分明顯的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是勢在必行的。加大城市化建設的力度，加快實現農民市民化，也是當下各個城市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

從狹義的角度來看，農民市民化主要是指農民、城市農民工等獲得作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權利(市民權)的過程，如居留權、選舉權、受教育權、社會福利保障等。在中國，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獲得所在地的城市戶口及其相應的社會權利。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農民市民化是指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借助于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使現有的傳統農民在身份、地位、價值觀、權利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轉化，以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這是在社會文化和角色內涵層面上的農民市民化。

在我國很多地區(qū)在各方面因素的推動下，已經實現了狹義層次上的農民市民化，即在城市有居住權、選舉權、受教育權、社會福利保障等。但是由于農民內在因素的影響，廣義上的農民市民化的實現還存在一定的困難和阻礙。

一、現狀分析

鹽城市城南新區(qū)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據調查顯示，自2001年鹽城市開始鄉(xiāng)鎮(zhèn)規(guī)劃調整，土地被征用，建設城南新區(qū)，許多農民房屋被拆遷，并由政府統一安置，同時安置房也辦理了土地證、房產證。在這些地區(qū)初步實現了狹義的農民市民化。此外，找“十五”期間人口制度改革的腳步也明顯加快，該市取消了非農業(yè)戶口和農業(yè)戶口登記制度，統一使用居民登記制度，使得進城務工人員住房、就業(yè)、子女的教育等條件均得到了改善，社會保障也得到逐步解決，此外，在2010年9月，該市還出臺了鹽城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并逐步實施，不斷完善教育體制，平衡教育資源。

由于傳統觀念上對于農村戶口的歧視，很多農民對于擺脫農村戶口，脫離土地變?yōu)槌鞘腥丝谄鸪跻彩鞘中老?，但是入住之后，很多問題就顯現出來。與小區(qū)原有住戶以及社區(qū)物業(yè)的矛盾日益激化，同時對于新的環(huán)境無法很好的融入給他們本身也帶來了很多的困擾。

在XX小區(qū)調查的過程中就發(fā)現，脫離了原有的勞動資料，一時間又難以融入城市生活，無法在短期內適應城市的工作。很多居民對自家房屋進行改造，民用房改做商業(yè)用途，將車庫改裝出租，在樓頂搭建陽光房。將一樓的院子改為門面房，開小飯店、水果店甚至是熏燒店。這些行為造成了排污、大氣污染等問題，影響了整個社區(qū)的居住環(huán)境以及社會管理秩序，也給其他居民的生活環(huán)境帶來了影響。

二、問題分析

從農民自身來看，由于中國長期積累的小農意識的影響，使他們很難適應城市有組織的生活。大家只是脫離了原有的土地，從身份和權力上轉變?yōu)槭忻?，然而在社會角色上依然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轉變，很多原有的習慣以及生活方式嚴重制約了。 觀念上還存在只顧自身利益，市民意識和法律意識淡薄等問題，不能以市民的標準來要求自身，生活習慣上仍固守一些陳規(guī)陋習。由于農村的教育體制相對落后，也導致他們普遍受教育程度較低，對于新事物的接受適應能力相對較差，無形中也影響到就業(yè)、人際等多方面。此外，對于剛剛進入城市的他們還無法擺脫階層意識的束縛，有一定程度的自卑，難以主動積極地適應到城市生活之中。作為影響市民化進程的內因，在外因阻礙日益減小的今天，自身素質的相對較低已經成了影響農民市民化的主要障礙。

另一方面障礙來自城市居民。相對于進城農民，城市居民有一種先天性的優(yōu)越感。對于進城農民這一個龐大的外來群體，有著一種排斥心理，缺乏包容心，喜歡給他們貼標簽，故意排斥或遠離他們。使矛盾激化發(fā)展，導致一些不必要的沖突，更鮮有人主動去關心幫助他們。

由于我國長期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思想上的城鄉(xiāng)對立。城市市民對于農民也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對進城的農民缺少一種包容心或者認為他們好欺負。很多人把失業(yè)、犯罪率、城市環(huán)境質量、交通問題這些本身就存在的問題也全部歸咎于進城農民。當然，不可置否大規(guī)模的農民市民化對城市的環(huán)境、治安、交通等各個方面都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但是走農民市民化的道路是我國發(fā)展的必經之路，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

三、解決方法：

農民要市民化就必然要先融入市民之中，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市民，要經過一個文化重建的過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漫長緩慢的進城之中，既需要農民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市民等多方面的幫助。

加強法制意識傳播，要提高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素質，必須要加強法制意識的傳播。加強進城農民的法制意識，不但有利于執(zhí)法人員的執(zhí)法，也有利于農民維護自身權益。定期開展法制宣傳活動，相關部門需要出臺一套有效的政策體系，為未來鋪路。此外還要加強立法，讓農民市民化應通過立法賦予農民更多的權利。

端正態(tài)度，發(fā)揚主人翁精神。身為城市居民要有主人翁精神，幫住市民化過程中的農民，要理解他們，而不是嘲笑或者厭惡，要端正自身態(tài)度。對于一些可避免的沖突要盡量避免，有錯誤的地方可以指出。

充分發(fā)揮加強傳媒效應，多方位宣傳。媒體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傳媒主要通過輿論導向與輿論監(jiān)督、社會暗示及教育實現其社會控制功能。所以有學者將大眾傳媒機構稱為“政府的第四部門”。 大眾傳媒權力是一種無形的權力, 也是一種柔性的權力, 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廣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改變著人們的社會環(huán)境、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 推動著人類教育的發(fā)展, 豐富著人們的文化生活, 于潛移默化中達到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有效控制, 從而成為現代社會控制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3篇

關鍵詞：“新士人”；士而入仕；政治觀；文化價值觀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2）03－0181－005

“新士人”是指在明末清初這一動蕩不安、戰(zhàn)亂頻仍的社會環(huán)境中成長，在清朝初年入仕清廷，在政治立場上傾向于清朝統治者的第一批士人群體。他們入仕于清廷政府，成為“一批本質上有別于遺民士人的新士人”［1］，是開啟清初盛世氣象的“有清一代”典型。在明末清初充滿國仇族恨的社會氛圍下，由明入清的士人的政治處境比較尷尬，因此他們或不問世事、安貧守節(jié)，或屈于形勢與異族統治者妥協周旋?！靶率咳恕眳s沒有一身事二主的顧慮，出仕行仁且較少受到輿論非議，在為清廷服務的同時始終能保持平和自然、榮辱不驚的心境。

一、 出仕而行仁——“新士人”群體形成的

政治背景及其特點

如果將清朝初期的士人分類的話，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明末清初的遺民群落，曾活躍于明朝政治文化領域，受明朝知遇之恩并對其懷有深厚感情，以黃宗羲、顧炎武等為代表；二是叛節(jié)“貳臣”，一身而仕兩朝，既未做到對前朝盡忠，又為新朝所猜忌，因此為世人所詬病，在忠清與復明的兩難中徘徊，以錢謙益等為代表；三是國朝“新士人”群體，是清朝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代文人，以南施北宋等“燕臺七子”為代表，他們反映了文人事功心態(tài)的回歸；四是“盛世文人”，出生于清初時期的清朝寵兒，已融入清初盛世氣象，代表了甚至是推動了清朝政治文化新風貌的確立，以王士禛、沈德潛為代表。

“新士人”是一個較為特殊的群體，“他們生于前明萬歷、天啟年間，青少年之際遭逢鼎革，然后在清初通過科舉而入仕” ［1］。從政治地位上來講，他們一般處于統治階級中層，雖未能入主中樞內閣，但卻是為政一方的大吏，對地方治理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心態(tài)完全不同于明末遺民，也不同于叛節(jié)文人，他們有著積極的事功心，沒有贖罪的包袱，在他們身上，儒家積極入仕的理想重新抬頭?！靶率咳恕比后w的出現標志著清朝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已建立根基，滿族統治者與漢族文人間的磨合初見成效，清朝的存在逐漸得到社會的認同?？梢哉f，“新士人”是應運而生的，是清初政治穩(wěn)定的體現，也是清朝盛世氣象的先兆?！靶率咳恕钡闹饾u成長反映了反清復明理念的漸漸淡化，同時又開啟了清朝盛世文人政治觀念、文學思想的先聲，其承前啟后作用應當為研究者們所重視。如果我們忽略了“新士人”這一群體的存在意義，那么從明末至清初這一階段的文學審美、文學評論觀念的轉變將失去了銜接。

（一）平和中允的政治價值觀

“新士人”與遺民年齡相差無幾，大致生于17世紀20年代前后，如遺民代表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吳嘉紀（1618-1684）、方以智（1611-1671）、錢澄之（1612-1693）、歸莊（1613-1673）、侯方域（1618-1654），與“燕臺七子”中的施閏章（1618-1683）、宋琬（1614-1673）、嚴沆（1617-1678）、丁澎（1622-1686）等年齡相仿。二者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是個體所處的政治環(huán)境、教育背景及個人遭際不同造成的，正如《明清易代后詩歌思想的繼續(xù)發(fā)展》一文所言：“這是一代充滿矛盾的士人。他們之不同于遺民士人，是因為他們雖生前明，但年紀尚小，使他們對前明并無甚深之眷念。他們又不同于純粹由清廷培養(yǎng)出來的國朝詩人，因為他們畢竟生于前明，又身歷易代，對前明還有一種內心深處的認同。”［1］

“新士人”體現出的“矛盾”是一種表面現象，實際上，相較于遺民士人和叛節(jié)“貳臣”，“新士人”們的政治抉擇較為自由，不用背負前朝恩寵的包袱，也無需承受道德譴責，在兩朝更替之際，“新士人”才能保持平和中允的心態(tài)，在作品里歌頌抗清義士的堅貞不屈，在生活上與遺民們融洽相處，同時又身處統治階級陣營，對新朝一統氣象進行謳歌。需要指出的是，“新士人”對前明的認同僅僅是對前明文化的認同，歌頌的不是義士們反清復明的行動，而是其執(zhí)著的精神、高尚的節(jié)操。這種“認同”是對社會多種意識形態(tài)的包容和并蓄，客觀上促使了兩朝的更替更加迅速和渾融，在本質上與清朝最高統治者的主張保持了一致。如《清史稿》記載湯斌曾向順治請旨：“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有抗節(jié)不屈、臨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書”，受到了馮銓、金之俊的彈劾，然而順治卻“特召至南苑慰諭之”。這件事典型地表現了清朝皇帝的態(tài)度。因此身世清白的“新士人”在政治上更為自由，他們與遺民們交往密切，與清朝盛世文人也相處和諧，就像承接明末清初文化的一座橋梁，既逐漸淡化了遺民們凄怨悲壯的哀鴻之音，同時又開啟了盛世文人壯懷逸飛的盛世情懷。以清初循吏施閏章為例，其《學余堂集》中有大量歌頌前明義士的文學作品，如歌頌抗清義士方虎鄰的《方虎鄰傳》、紀念前明大司馬李邦華的《重建永豐陸侯祠堂記》，這些題材的作品甚至被收錄進《四庫全書》，得到了當朝統治者的默許和認可。此外，施閏章的授業(yè)恩師為著名遺民沈壽民，施閏章與名噪一時的遺民方以智關系密切，與明末第一遺民邢孟貞相知相交，然而這一切并不影響他的政治立場，施閏章自始至終都是清朝統治的忠實擁護者，并最終入祀于名宦祠中，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和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