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3-10 14:51:54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lǐng)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中文翻譯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語言不僅是信息的載體，也是文化的載體。任何一種語言都承載著一定的文化內(nèi)涵，它體現(xiàn)了一個民族的思維、心理和價值觀。而翻譯作為語際交流，它不僅是語言的轉(zhuǎn)換過程，而且也是文化移植過程。因此，要在兩種語言之間進行翻譯，除了通曉兩種語言文字外，還必須了解兩種文化，深刻理解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一、觀察與思維上的差異與翻譯世界上存在著眾多的民族，他們的思維活動以及與思維活動有密切關(guān)系的語言文字，無疑存在著許多相同之處，表現(xiàn)出人類的共性。但是，幾乎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獨特的思維方式，而且思維方式的差異，正是構(gòu)成不同文化類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漢英兩個民族也不例外，兩者在觀察與思維方式上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對同一事物，往往因思維概念不同，便產(chǎn)生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比如對顏色的觀察和使用，兩個民族就有不同的概念:如漢語的“紅糖”，英語為"brown sugar";漢語的“紅茶”，英語為“black tea";英語的“black coffee"，漢語譯為“濃咖啡”;漢語的“黑眼睛”，英語譯為“darkeyes";英語的“b lack eyes"，漢語譯為“挨打后出現(xiàn)的黑眼圈”;漢語的“黃”，英語譯為“blue film"。此外，英漢兩個民族在邏輯思維上也存在著差異。例如英語句子″Nobody could betoo foo lish th is day1″若直譯為:“今天誰也不會太愚蠢，”那就大錯特錯。因為，從句法上看，它是一個雙重否定句，而從思維方式上看，它是一種逆向思維。其正確譯文是:“今天，無論你出洋相到什么程度，都不算過分。”而英文句子"Doyou see any g reen in m y eye?"的正確譯文應是“你以為我是好欺騙的嗎?”因為英語中，green(綠色)除了表示“妒忌、眼紅”(g reen-eyed)，還有“沒有經(jīng)驗、知識淺薄、容易欺負”的意思。由于英、漢文化的差異，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時間觀念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如英語句子"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1"的正確譯法應為:“不過，我們說到故事后頭去了?！币驗樵凇扒啊迸c“后”分別指過去與未來時，中國人與西方人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觀點。中國人仿佛是面對著過去看問題，因而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以及“前所未有”、“后繼有人”之說;而英語民族的人卻正好相反。再如英語的"the la test new s"，譯成中文就不能譯為“最后消息”，而只宜譯為“最新消息”。由于思維上的不同，中國人與西方人在倍數(shù)問題上也有不同的說法。例如英文句子"Thep la st ic con ta iner is five t im es ligh ter than tha tg la ss one1"應譯為“這個塑料容器比那個玻璃容器輕五分之四?！庇⒄Z習慣上可以說“減少多少倍”，這在漢語是說不通的。英語說減少兩倍，即是漢語說的減少一半;英語說減少三倍，即是漢語說的減少三分之二。因此，譯者應對英漢民族在觀察和思維上的差異作深入的了解;否則，翻譯時望文生義，可能會使人讀后“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令人費解，甚至會鬧出笑話來。二、歷史典故與宗教信仰上的差異與翻譯歷史典故是由特定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和社會遺產(chǎn)的沉淀所形成的產(chǎn)物。英漢兩種語言都有大量口頭流傳和文字記載下來的典故，反映了使用這兩種語言的人民都各自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然而，這些典故往往不易理解，也就難于欣賞。例如“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諸葛亮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在中國家喻戶曉，他在中國讀者的心中是當然的智慧的象征。但英美讀者未必知道他是何人，與“臭皮匠”有何聯(lián)系，如果采用直譯的方法，很難傳遞句子所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信息。因此，只有采用直譯和增譯相結(jié)合的方法，才能使原語言的文化信息得以充分再現(xiàn)。故該句可譯為:"T h ree cobb lers w ith their w it s com b inedequa l Chukeh L iang the m a ster m ind1"中國文化如此，西方文化亦如此。許多英語典故來自英國文學寶庫，尤其是莎士比亞的作品。例如美國《時代》周刊曾刊登這樣一句話:"M any took to gam b ling and go t in over2their head s，bo rrow ing from Shy lock to p aytheir deb t s"在這里，作者援引了莎劇《威尼斯商人》中的猶太高利貸者Shylock(夏洛克)作為典故，來喻指賭徒們借高利貸還債。在這句話中，Shylock不再是《威尼斯商人》劇中那個具體的人，而是泛指那些斤斤計較的高利貸者。本句可譯為:“許多人嗜賭成性，債臺高筑，最后不得不借高利貸還債?！贝送?，像"paint the lily"(畫蛇添足;多此一舉)"m eet one′1sW a terloo"(敗走麥城;慘遭失敗)，"cu t theGo rd ian kno t"(斬斷死節(jié);快刀斬亂麻)等等，都是西方文化中的歷史典故，其中也都包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要譯好這些歷史典故，必須注意中西兩種歷史文化之間的差異，采取適當?shù)姆g方法。宗教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意識、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表現(xiàn)在不同的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異。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國的三大宗教，這三大宗教在中國民眾中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我國傳統(tǒng)的宗教文化中，我們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閻王”，有神話中“龍王”，還有“開天辟地”的盤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爺。而這些文化在歐美文化中并不存在。歐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對于中西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異，在翻譯時應予注意。比如三個和尚的典故留下了一個家喻戶曉的諺語:“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币堰@個諺語神形并茂地譯成英語并不是那么容易。主要問題在于信仰基督教的英語國家對“和尚”這個概念比較陌生，而有關(guān)和尚的這個典故更是鮮為人知。因此，譯成英語時形意很難兼顧。如果只重傳意，可采用套譯法，即套用英語中現(xiàn)成的成語:"One boy is aboy;tw o boy s a re ha lf a boy;th ree boy s a reno boy1"或者"Too m any cook s spo il theb ro th1"如果重形式，則可直譯加解釋:"O nem onk，tw o bucket s;tw o m onk s，one bucket;th ree m onk s，no bucket，no w a ter-m o rehand s，less w o rk1(鄧炎昌，1989)"套譯、直譯，各有千秋，譯者可以根據(jù)需要進行選擇。再看英語句子"He can be relied on1 He eats no fish1"英語短語"to eat no fish"出自一個宗教典故，指的是英國伊麗莎白女王時代，耶穌教徒為了表示對政府的忠誠，拒絕遵守反政府的羅馬天主教徒在星期五只吃魚的習俗。因此，"to eatno fish"(不吃魚)是表示“忠誠”的意思。故本句可譯為:“他非常忠誠，值得信賴?！庇捎谧诮涛幕牟町?，有些詞匯在漢語和英語都有對應的詞匯，但它們所蘊含的宗教文化信息卻大相徑庭。比如，英語中"dragon"(龍)是邪惡的象征，西方人認為龍是兇殘肆虐的怪物，應予消滅。英國歷史上有一首著名的敘事詩Beowulf，詩中的主人公貝奧武甫與惡龍搏斗，兩者同歸于盡。而漢語中的“龍”字則恰恰相反，它是傳說中“上天”的神物，所以中國的皇帝都自喻為“龍”。在一定意義上，“龍”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五千年文明史的象征。因此，中國人常常把自己比喻為“龍的傳人”。但由于漢語的“龍”和英語中的"dragon"存在著文化信息上的差異，有些有“龍”字的漢語不能直譯為"dragon"，如“望子成龍”就不能直譯成"to hope that one′s son w illbecom e a d ragon"，英譯為"to hop e tha t one’sson w ill becom e som ebody"。而“亞洲四小龍”譯成英文時最好轉(zhuǎn)換喻體，譯為"four A siant igers"。因此，對于涉及歷史典故和宗教文化的詞語，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多加注意。三、生產(chǎn)活動與自然環(huán)境 上的差異與翻譯語言常常與人們的生產(chǎn)活動息息相關(guān)。漢語中的“趁熱打鐵”與英語中的"trike the ironw h ile it is ho t1"最初無疑都出自鐵匠之口。而英語中的"to work like a horse;as strong as aho rse"，中國人則說“像老黃牛一樣勤勞;力大如?！?。漢語中的“牛飲;大喝”，英國人則稱"tod rink like a ho rse"或“to d rink like a fish"。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自古以來以牛耕為主，耕牛與農(nóng)民朝夕相處，且勤勞忠厚，自然形成了中國人對牛的熱愛和贊譽。與中國不同，英國古代主要靠馬耕地，牛則很少干活，因此馬在英美文化中則是勤勞和吃苦耐勞的象征。英語成語"d rink like a fish"也充分體現(xiàn)了英國的地理特征。其實，這是一個不合邏輯的比喻，因為魚在水里張口呼吸并非喝水，顯然是他們的祖先對周圍事物一種直觀的誤會。眾所周知，英國是一個典型的海洋國家，因而與海洋有關(guān)的成語和諺語也就特別多，例如，漢語的"守口如瓶”譯為英語的"as close as aoyster(牡蠣)";“抓到籃子里便是菜”為"A ll is fish that comes to one′snet";“進退維谷”為"betw een the devil and thedeep sea";“芝麻醬煮餃子;擁擠不堪”譯為"Itis p acked like sa rd ines(沙丁魚)"。最后這一說法有些中國人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能欣賞其妙處，因為見過打開的沙丁魚罐頭的人很少，看到過一個又小又扁的罐頭盒里，緊緊塞滿整整齊齊的幾排手指頭長的沙丁魚的人更不多。地理環(huán)境影響氣候，而氣候也影響著人們所使用的語言以及詞語的內(nèi)涵意義。比如中國的“東風”和英語中的"east w ind"，雖然漢英兩種文化中都有對應詞語，但內(nèi)涵意義卻截然不同。中國西部高山，東臨大海，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東風”象征“春天”、“溫暖”，而英國的“東風”則是從歐洲大陸北部吹來的，象征“寒冷”、“令人不愉快”，所以英國人討厭“東風”。不過英國人喜歡“西風”，因為“西風”從大西洋吹來，恰似中國的“東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就曾寫過一首膾炙人口的Ode to the W est W ind《(西風頌》)。在詩的最后，詩人名傳千古的佳句表達了他對未來的美好憧憬和堅定信念:"O，w ind，ifW in ter com es，can Sp ring be fa r beh ind?"(啊，西風，假如冬天已經(jīng)來臨，春天還會遠嗎?)翻譯此詩時應對這一地域文化差異作一注釋(此處的“西風”相當于中國的“東風”)，否則會給缺乏英國地域文化知識的一些漢語讀者造成困惑或誤解。再如，漢語中的“狗”和英語中的"dog"也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在歐美國家中，狗被看成人類最好的朋友(man′s bestfriend)。因此，狗常常用來比人:"Every dogha s h is day1"(凡人皆有得意日)、"a luckydog"(幸運兒)、"a top dog"(最重要的人物)等。在中國，雖然狗有時也被認為忠實、可靠，但用狗的形象喻人時，卻全是壞的意思:“走狗”(ob2sequ iou s p erson)、“狼心狗肺”(b ru ta l and co ld-b looded)、“狗急跳墻”(aco rnered bea st w illdo som eth ing desp era te)等等。在英漢兩種語言中，像這樣所指相同或類似，而表達的概念卻不同的詞語還不少。在形似而不能傳意的情況下，譯者盡可大膽地舍去源語詞語中的形，用譯語中的習慣表達取而代之。四、日常生活與社會習俗上的差異與翻譯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稱謂、道謝、恭維、致歉、告別、打電話等方面表現(xiàn)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規(guī)約和習俗。如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時常用的幾句套話是“你到哪兒去?”、“你在干什么?"或“你吃過了嗎?”在中國文化里，這幾句話并無多深的含意，只不過是禮節(jié)性的、見面打招呼的一種方式。然而，西方人對這幾句話卻很敏感和認真?！澳愕侥膬喝?”、“你在干什么?”之類的問題，在他們看來純屬私事，別人不能隨便打聽，除非對方是親密的朋友。而“你吃過了嗎?”則會使他們不知所措，他們會以為你想請他(她)吃飯。像這樣的見面問候語，應視具體情況做相應的文化轉(zhuǎn)換，改為英語慣用語，如"Hello!"、"Good m o rn ing!"或"How a re you?"又如打電話用語“你貴姓?”、“我是某某”若直譯為"W hoa re you?"、"I am So-and-so 1"，這會使西方人莫名其妙，因為這違背了英語文化里約定俗成的電話習慣用語，因此應譯為"W ho is thatsp eak ing?"、"T h is is So-and so 1"再如，得到別人的恭維時，西方人會說"Thank you"、"Youa re fla t tering m e1"、"I am flattered1"以示接受對方真誠的恭維。這在中國人看來，似乎有點不謙虛、不客氣，也顯得沒有教養(yǎng)，沒有禮貌。遇到這種情況，中國人總會謙虛一陣，客氣一番，這又會使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議，如墮五里霧中。就稱謂而言，不同語言里對一個概念的所指和使用范圍也不盡相同。漢語里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分得很清楚，而英語里則不問姊妹、不問兄弟一視同仁，分別為sister和brother。漢語里表示堂表親屬關(guān)系的詞語也是涇渭分明，堂兄和堂弟，堂姐和堂妹，表兄和表弟，表姐和表妹，既要分出大小，又要說出性別，而英語里卻模糊、籠統(tǒng)，一律稱為cousin;同樣英文里的uncle和aunt，father-in-law和mother-in-law，b ro ther-in-law和sister-in-law等，在漢語中也沒有內(nèi)涵和外延完全對等的詞語。再如有人打了噴嚏，旁邊的人有時會說點什么。中國人可能會說:“有人想你了”、“有人說你呢”或開玩笑地說;“誰在罵你”;而英國人或美國人則說:"God bless you1"或"Bless you"(上帝保佑你)。這些詞語或說法看似簡單，但譯者卻不能掉以輕心，應根據(jù)具體的語言環(huán)境，做出合乎讀者或聽者文化習慣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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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翻譯;文化;習俗;宗教
在《奈達論翻譯》一書中提出了翻譯的定義:“所謂翻譯,是指從語義到文體在譯語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xiàn)原語的信息”1。翻譯雖然要最貼切、最自然的在現(xiàn)原文信息,但是翻譯活動本身不可能達到百分百對等?！白g者的任務就是要準確地再現(xiàn)原作的思想內(nèi)容和精神風貌,盡可能等值地把原語的信息換碼轉(zhuǎn)為目的語”。由于民族文化的差異往往給翻譯帶來意想不到的困難,對原文中所包涵的文化內(nèi)容若是以譯者的文化觀點去理解,往往造成譯文表達上的錯誤和不足,因此,翻譯絕不是像對號入座那樣將原文逐字逐句轉(zhuǎn)換成譯文那么簡單,為了避免發(fā)生對原文的錯誤理解,譯者不僅應努力提高語言本身的修養(yǎng),而且應盡量多了解該語言的文化背景知識,在翻譯時要格外重視不同文化的差異,力爭翻譯的同等效果。
要做好翻譯工作,不僅要深通原語與譯語,即言語的語義內(nèi)容,而且還要了解一切相關(guān)的非語言因素,即一定層面的文化因素。翻譯的順利完成,不只要跨過語言的障礙,還得逾越文化的鴻溝。翻譯面臨著兩個語言體系的不同文體,至少要面對兩次言語分解與合成的文化介人。因此,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的文化人。2通常認為,作為一個翻譯者,最起碼要掌握兩種語言,但這還遠遠不夠。要成為一位合格的翻譯者,必須要懂得兩種文化,以此有能力讀懂“言外之意”。3。由于文化大體可分為習俗文化、社會歷史文化、宗教文化等三個大的方面,因此,論文從習俗文化、社會歷史文化、宗教文化三方面來說明翻譯與文化的關(guān)系。
習俗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翻譯過程中必須注意的關(guān)鍵問題。在翻譯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習俗用于之間差異,翻譯在很多時候并不是字字對譯,而是傳達目的語主要的意思。這也是漢英兩種語言差異甚大,不得已而為之。首先,每個民族的語言都有其優(yōu)勢,就漢語而言,有豐富的四字成語,這些成語不僅豐富了我國文化,還使文章看起來工整,讀起來朗朗上口。在把這些成語翻譯成英語時,更是困難重重,造成溝通障礙。其次,不同民族對于顏色也各有偏好,做一位合格的翻譯人員,必須對此有所了解,避免貽笑大方。中國人習慣用“得了紅眼病”來形容我們嫉妒別人,但英文卻是“green eye or green with envy”。
社會歷史文化因素是翻譯中另外一個不忽略的因素。在本族語的文化中尋求外來文化的對應物,往往會出現(xiàn)某種程度的以古代今、以偏概全、甚至以己度人的消極后果,讀者容易因此而產(chǎn)生錯覺,被誤導引入歧途。如中國的“文房四寶”---筆墨紙硯,雖然在英語中每樣都有相對應的詞: writing brush, ink stick, paper, ink slab,然而對于沒有接觸過中國文化的外國人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知道它們的“真實面目”的。在一種語言文化里的每個人都懂得的事物或情感表示,在另一種語言文化里不加解釋便會成為捉摸不定的東西這便會造成語義上的不等值。那么這時,就要看譯者所持的翻譯理論,是采用歸化還是異化?如Paint the Lily,西方人認為Lily(百合花)是清白與純潔的象征,因此,為百合花添上色彩自然是多此一舉,但中國人習慣說“畫蛇添足"。所以,譯者在翻譯這一蘊含豐富文化內(nèi)涵的詞時,首先需考慮的是譯入語的文化,采用歸化的方法更好。
對從事英漢翻譯的人來說,不了解西方的宗教文化就無從下手。因為宗教是深深扎在西方人民心中的。英語中的很多典故來源于《圣經(jīng)》?！妒ソ?jīng)》一度被稱為“書中之書”。中國人結(jié)婚,首先是“一拜天地”,因為中國人認為“天地”乃主宰我們的神靈,西方卻是在教堂,對“上帝”宣誓,鐘愛對方一生一世。再如,Adam被譯為“人類始祖”(Adam為基督教《圣經(jīng)》故事人物),這與漢文化是有段距離的,是兩種文化差異的突出表現(xiàn)之一,盡管譯文在等值方面已達到了統(tǒng)一,但不熟知這種外族文化者一旦站在本族文化角度無意中得其淵源,恐怕一時難以接受,甚至完全拒絕接受,因此譯者有必要給予闡釋。在此基礎(chǔ)上就能揭示這樣一種規(guī)律:凡與Adam有關(guān)的慣用語總與時間的久遠或與人類的各種本來情況有關(guān),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彼此看法懸殊。the old Adam指“(唯心主義杜撰的)人性中固有的罪惡,人類的犯罪本性";since Adam was a boy在口語、美語中指“很久以前,老早”。
總之,由于文化因素的存在,翻譯只能是基本一致而不是完全一致。對此,奈達指出,絕對等值的翻譯是不可能的,即翻譯存在著翻譯等值的限度。同樣,學者王佐良先生指出,翻譯里最困難的是什么?就是兩種文化的不同。在一種文化里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東西,在另一種文化里卻要花費很大力氣加以解釋。翻譯無非就是通過一種語言轉(zhuǎn)達另一種語言的文化信息,因此可以說任何翻譯都離不開文化,不了解語言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翻譯中對原文意思的理解,遠遠不是單純的語言理解問題,或說,沒有兩種文化的對比知識,就無從談起對語言文字的正確理解與表達。翻譯過程中有些文化信息是可以等值傳遞的,這就是有關(guān)兩種文化共性的東西;還有一部分是與兩種文化差異相連的內(nèi)容,這就成了翻譯中的難題。這種難題很多,任何譯者都會經(jīng)常遇到,由于翻譯決不能只著眼于語言轉(zhuǎn)換,而是要透過語言表層,了解其深層內(nèi)涵和文化涵義。因此,譯者必須深諳所要交流的民族語言與文化,透徹理解翻譯中的文化差異,才能譯出既保持異國情調(diào),又為讀者所接受的最自然、最接近原文的譯文。
參考文獻
[1]譚載喜:《新編奈達論翻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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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on. Eugene A Nida,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每個民族在其形成、發(fā)展、壯大的過程當中都會形成獨特的風俗習慣，這種約定俗成的民族文化是其他沒有參與文化建設(shè)的外人很難理解的。比如說對動植物或顏色態(tài)度的不同。
(一)動植物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喜歡的動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對同一種事物的態(tài)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樣的。比如說dog，英語中有大量俚語: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運之時);Heisaluckydog(幸運兒)等都表現(xiàn)出對狗的喜愛。但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視的動物，一般帶有狗的習語都是含有貶義色彩的、罵人的話語。比如“豬狗不如”“狗仗人勢”“走狗”“狗腿子”等。又如貓頭鷹，在中國是不吉祥的，預示著要死亡的鳥;而在英國等一些國家則被認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貓頭鷹一樣聰明。另如goat，中國人認為goat(羊)是溫順、聽話的動物，但在西方國家有“色鬼”“犧牲品”的意思。
(二)顏色鑒于各地所處地理環(huán)境與生活處境各異，顏色詞帶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從東西方環(huán)境和文化角度來說也包含著各自迥異的含義。中國紅代表大吉大利，是喜慶、美好、歡快的象征，在結(jié)婚宴席等大型慶?；顒由?，都以紅色為主調(diào)來裝扮環(huán)境、突出氛圍。中國的鞭炮是紅色的包裝，過年的對聯(lián)一定是紅顏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紅包”，“開門紅”蘊涵的一定是好運開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中，“紅”代表和年輕女子有關(guān)的事物?！凹t妝”是女子的衣著，“紅顏”指美麗的女子，“女紅”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傳統(tǒng)技藝。然而英語中的“red”和漢語中的“紅”所代表的意義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為“把某事物描繪成駭人聽聞的樣子”，這樣就含有貶義。在中國，白色意味著悲愴、哀傷和死亡。同樣的白色在西方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潔白和純真的化身，在教堂，結(jié)婚的女方身著飄逸的白婚紗，喻示著純潔和貞潔。而在中國，充滿喜氣的紅色卻在西方象征著戰(zhàn)爭、對抗、流血，總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關(guān)。外國翻譯家在翻譯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時，對這部著作的書名就采取了回避態(tài)度。而是使用了《石頭記》這個與紅色無關(guān)的名字。這樣的翻譯既保留了原著的開篇本意，又不至于讓西方人一看書名就產(chǎn)生排斥反應，從而達到了很好的翻譯效果。再比如在翻譯《紅樓夢》時便對“紅”做了靈活處理:賈寶玉品茶櫳翠庵，劉姥姥醉臥怡紅院。譯者把“怡紅院”譯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從西方文化角度出發(fā)，使讀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對等轉(zhuǎn)化，從而達到翻譯的目的。
二、價值觀念對翻譯的影響
價值衡量會因為文化審美差異而產(chǎn)生不同的結(jié)果，這是地域文化和東西方文化差異構(gòu)成的結(jié)構(gòu)原因，也是區(qū)域文化的深層烙印，它深刻左右人們的心態(tài)、視角和審美方式。
(一)道德觀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種個性化突出的以人為本的法律觀，崇尚個人自由和個人維權(quán)思路。于這種利益環(huán)境脫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這種體現(xiàn)生命個體意識，高揚公平、奮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嚴重沖擊著東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識?！癷ndividualism”這樣的價值觀到了中國漢語中則是“個人主義”，完全成為一個貶義詞，它與“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離，在中文中被解釋為“一切從個人利益出發(fā)，把個體利益放在集體利益之上，僅顧自己，不顧別人”的觀念和做法。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方面，對于這種“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責、挨罰的，嚴重者還要入刑。
(二)神話傳說不同的沃土孕育出來的文化是有區(qū)別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學作品也是異彩紛呈。要想深入地解讀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須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臘、羅馬傳統(tǒng)文化中的神話故事在英美文學作品中出現(xiàn)得非常頻繁，許多西方文學藝術(shù)家們都曾從古希臘、羅馬神話中尋找創(chuàng)作的靈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亞的戲劇創(chuàng)作過程中，多次出現(xiàn)引用了古希臘、羅馬神話的場景，極大地豐富了文學作品的表現(xiàn)效果。但是如果對希臘、羅馬神話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學作品所要表達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譯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達方式，通過掌握神話的內(nèi)涵思想，傳達出原語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就最廣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來說，“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位戰(zhàn)爭英雄，他的母親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這樣他的身體就可以刀槍不入，然而入浸的時候他的母親是握著他的腳踵的，這成了他的致命弱點，結(jié)果他被對手用箭射中腳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個人的致命弱點。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點”的意思。明白了這些神話故事，有助于翻譯工作的進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譯策略
對于不同語言的文學作品的翻譯，不應該僅僅停留在表面論述上，關(guān)注文化間的差異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達、雅”的信息完美傳遞。翻譯的終極任務就是拉近作者和讀者的關(guān)系，在中間架起一座橋梁，有效地傳遞信息。魯迅在《拿來主義》中曾經(jīng)極力呼吁要學會“拿來”，這是基于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而提出的一種文化立場?！拔覀兊奈幕浜?，無可諱言，創(chuàng)造力當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較的薄弱，是勢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時時取法于外國。所以翻譯和創(chuàng)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面，使創(chuàng)作成為一時的驕子，反因容縱而脆弱起來?！奔热皇欠g，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翻譯，實際上也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從魯迅所譯的《死魂靈》可以明確地看到他通過積極能動的翻譯活動，對促進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在充分認知了中國文化的基礎(chǔ)上，對異文化采用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與氣魄，推動文化的交流和發(fā)展。翻譯的實質(zhì)是作為一種“文化活動”存在的，語言是服務于文化思想的表達的，文化的性質(zhì)決定了翻譯的藝術(shù)形式。在小說《名利場》中有這樣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這段話中，并不能只靠詞匯的表面意義進行翻譯，它有更深層次的文化內(nèi)涵，正如楊必所翻譯的，“跟那些出國到印度去的女孩們比一比，她不見得窮到哪里去。說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著個不如她的”。在原文學作品中，并不是要強調(diào)路程的遠近和所花路費的多少，所以譯者將原文蘊涵的深層內(nèi)涵結(jié)合文中的語境轉(zhuǎn)化成了漢語的表層結(jié)構(gòu)，反映了原文所要表達的思想，減少了文化差異帶來的隔閡。
四、結(jié)語
“文化”內(nèi)涵豐富，界定復雜。世界各國學者試圖從不同角度對文化進行概念界定，但至今未能達成統(tǒng)一觀點。如，人類學者認為文化是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人類知識、行為的總和;文化學者認為文化是人類社會政治、經(jīng)濟、藝術(shù)、教育、修養(yǎng)、文學、語言、思維的總和;跨文化交際學者認為文化是人際交流的一種特殊形式。國內(nèi)出版的《辭?！返慕忉屖?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時間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梢?，文化概念寬泛，內(nèi)涵豐富，外延寬廣，包括人類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人類的各種觀念禮數(shù)、風情行為、生活方式等都屬于文化。其中，語言活動是人類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翻譯是將一種語言轉(zhuǎn)換為另一種語言的文化活動，是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亦是文化之間的交流。因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翻譯活動既然涉及到語言，就必然會涉及到文化。語言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中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催生了不同的語言架構(gòu)。文化背景的差異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語言的差異。離開了一定的文化環(huán)境，語言的產(chǎn)生便成問題。因此，只有具有文化特質(zhì)的人類才有了獨特于其他物種的語言。反之，語言是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文化是用語言來表述和傳達的，語言承載著文化，通過語言，文化得以記載、傳播和延續(xù)，離開了語言，文化的表達和傳播便不再順暢。正是因為語言的差異，才需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語言與文化的密切關(guān)系注定了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guān)系。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需要由語言來充當溝通橋梁，即通過將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的方式。翻譯的是語言，更是文化，翻譯“是文化的翻譯”。因此，文化的差異不可避免地給語言的轉(zhuǎn)換帶來種種難以逾越的鴻溝和難以克服的困難，從而增加語際翻譯的難度。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指出:“對于真正成功的翻譯而言，熟悉兩種文化甚至比掌握兩種語言更重要，因為詞語只有在起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義?！?/p>
二、中國古代文化對中醫(yī)翻譯的影響
鑒于語言、文化、翻譯之間的關(guān)系，翻譯之所以不那么容易，乃是因為語言反映文化，承載著豐厚的文化內(nèi)涵，并受文化的制約。一旦語言進入交際，便存在對文化內(nèi)涵的理解和表達問題。中醫(yī)產(chǎn)生并發(fā)展于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古代文化對中醫(yī)翻譯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語言文字的影響
中醫(yī)根植于中國古代文化，其經(jīng)典著作多以古文形式寫成，具有濃厚的古典文化色彩。漢語古文有時具有現(xiàn)代漢語沒有的用法和意義，有時語言深奧、抽象而模糊，加大了中醫(yī)翻譯的難度。譯者首先要具備一定的古文知識，理解原文的語義意義;譯者還必須充分了解中醫(yī)，理解原文的醫(yī)學意義;譯者還必須了解中國古代文化，在文化背景里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意義。只有做到以上三點，譯者才邁出了中醫(yī)翻譯的第一步。比如，中醫(yī)的經(jīng)典著作《黃帝內(nèi)經(jīng)》，語言為古漢語，文中有很多現(xiàn)代漢語沒有的詞語，比如通假字、古今字等。翻譯時要結(jié)合語篇，并參照注釋本，才能明確其含義。比如，“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云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边@里“空”就是通假字，同現(xiàn)代漢語的“孔”，“空竅”就是“孔竅”，意為“毛孔”，直接英譯為“orifices”或‘externalorifices”較好?！饵S帝內(nèi)經(jīng)》的首部英譯本譯者伊爾扎•威斯女士(IlzaVeith)由于對中國古漢語這一特殊詞匯現(xiàn)象不太了解，將其譯為“evilwouldcomeduringthisperiodofemptiness”，不僅傳達了錯誤的信息，而且沒能很好地傳遞中醫(yī)文化。
(二)思維方式的影響
中醫(yī)的思維方式及其看病診病治病方法深受中國古代文化影響。首先，中國文化重形象思維、重直覺，在語言使用上重意合，很多詞語具有言外之意。而英語則重邏輯思維和實證分析，文中語言關(guān)系明確，因而翻譯時要特別注意漢語詞匯的隱含意義向英語詞匯的非隱含意義的轉(zhuǎn)換。比如，《黃帝內(nèi)經(jīng)》中這句話:“三八!臣氫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边@里“三八”是隱含意，意為“二十四歲”，可譯為“Attheageoftwenty－four”，而不是字面上的“threeeight”。其次，中醫(yī)強調(diào)整體，主張辯證治療，強調(diào)陰陽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譯者要充分了解這一文化現(xiàn)象，把握這種思維方式，才能做好中醫(yī)翻譯。比如，《黃帝內(nèi)經(jīng)》中這句話:“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边@里暗含著中國文化中的五行相生相克思想，譯者了解五行文化才能讀懂原文，做出恰當翻譯。第三，中醫(yī)強調(diào)人與自然的融合，即“天人合一”。這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也是中醫(yī)翻譯特別要注意的。比如，《黃帝內(nèi)經(jīng)》中這句話:“天地之間，六合之內(nèi)，其魚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jié)，皆通乎天氣?！卑凑宅F(xiàn)在漢語，其意思為:“凡是天地之間，六個方向之內(nèi)，無論是地之九州，人之九竅、五臟、十二關(guān)節(jié)，都是和天氣相通的?！?/p>
(三)文化哲學的影響
許崇信在《文化交流與翻譯》中說道:“文化具有獨特的民族特點，是不同民族在特殊歷史地理環(huán)境里的獨特創(chuàng)造，因此，在翻譯過程中如何對待和處理外來文化，無論在理論上或?qū)嵺`上都是一個重大課題?！敝嗅t(yī)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文化瑰寶，它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都深受中國文化哲學影響，具有豐富的思想性和人文性。不理解中國文化哲學，是很難理解中醫(yī)的，更不用說進行中醫(yī)翻譯了。首先，中醫(yī)里一些人名具有文化特色，如“黃帝”、“歧伯”等。其次，中醫(yī)一些常用術(shù)語具有獨特的文化內(nèi)涵，如“陰陽”、“精”、“氣”等。第三，中醫(yī)里還有一些易造成文化誤讀的詞語，如“春秋”(指年齡)、“百歲”(虛指，并不是真的指一百歲)等。對這些名稱、詞語的文化背景、文化內(nèi)涵不理解，如將“黃帝”譯為“EmperorHuang”或僅僅音譯為“Huangdi”，都不能很好地傳遞其所包涵的文化意韻。更重要的是，中醫(yī)的形成與發(fā)展與中國古代哲學息息相關(guān)，其核心思想、理論機制及主要內(nèi)容都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反映和體現(xiàn)。如《黃帝內(nèi)經(jīng)》就是以陰陽、五行為中心，以同類相應為規(guī)律建立其理論的。其精氣理論是對道家“道”即是“氣”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其中許多養(yǎng)生和治法理論是“道法自然”的產(chǎn)物。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旦盟，和于術(shù)數(shù)，……”這句話就包含了中國古代哲學原理，“其知道者”意為“懂得養(yǎng)生的道理”，“法于旦盟”意為“效法于天地陰陽的自然變化”，“和于術(shù)數(shù)”意為“調(diào)和于術(shù)數(shù)”。譯者要了解中國古代哲學，深刻理解“道”、“術(shù)數(shù)”等文化含義，才能對其進行翻譯。
三、結(jié)語
【關(guān)鍵詞】語用意義 闡釋 重構(gòu)
【中圖分類號】H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9682（2009）05－0033－03
【Abstract】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 of the four kinds of pragmatic meaning in literary works.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clos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words’ pragmatic meaning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
【Key words】Pragmatic meaning Explain Reconstruction
一、引 言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shù)。而文學之所以是藝術(shù)，一個重要因素，是由于文學語言在語境的限制下能夠產(chǎn)生僅適合于上下文環(huán)境的語用意義。因此，即使在機器翻譯高度發(fā)達的今天，文學翻譯依然是機器翻譯的盲區(qū)。究其深層原因，乃是由于電腦雖然“腦容量”巨大，但卻無法應對文學作品中鮮活靈動的語言和言語當中所浸染的語用意義。決定語用意義的因素有兩方面：一是語言的使用環(huán)境，主要指其中的社會文化因素；一是語言使用者的意圖。因此，語用意義可具體劃分為聯(lián)想意義、情感意義、社會意義和修辭意義。本文擬就文學語言和言語中的這四種語用意義在翻譯中的闡釋和重構(gòu)問題進行探討。
二、聯(lián)想意義的闡釋和重構(gòu)
聯(lián)想意義是指詞語因其概念意義而在語言使用者腦海中引起的聯(lián)想。詞語的聯(lián)想意義反映了該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和社會文化。正因為如此，同一個詞語在不同語言中所具有的聯(lián)想意義往往有天壤之別。例如，“玉”這個詞在中國文化中象征著珍貴高潔的品質(zhì)，端莊秀美的容貌，因此中國女性的名字常常包含“玉”或是其他意為“美玉”的字。然而其英語對應詞“jade”一詞在英語中指女性時往往隱含有“”、“不名譽的女子”之意。由此可見，由于思維方式和文化積淀的不同，翻譯中許多看似對應的詞語往往具有不同的聯(lián)想意義。對于這樣的詞語，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如果不能正確闡釋，就會止于他們的概念意義而失其聯(lián)想意義，造成譯文的貌合神離。例如，“吃醋”在漢語里含“嫉妒”之意，而英語中與之相對應的“vinegar”則常表示“脾氣壞”、“不高興”，與漢語相異。例如“His retort was delivered with a strong note of vinegar.”（他用非常不快的語氣進行了反駁）。［1］再如“布衣蔬食”在中國古代意為“樸素簡單的生活”，但是，如果將其簡單的譯為“wear cotton clothes and eat vegetable food”，西方讀者恐怕不會領(lǐng)會其中的聯(lián)想意義，相反，還可能產(chǎn)生錯誤的闡釋。因為“素食”現(xiàn)在早已經(jīng)不是窮人的專利了，國內(nèi)外許多富人的減肥食譜上寫的正是“素食”。所以，如果要反映漢語文學作品當中的“布衣蔬食”，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得考慮使用“coarse clothes and simple fare”這一表述。［2］
在文學文本中，有意識地營營語言和言語的聯(lián)想意義是作者創(chuàng)造文學審美要素的重要藝術(shù)書法。成功的文學翻譯家總是會想法設(shè)法地在譯本中再現(xiàn)作者的創(chuàng)造力，讓譯文讀者獲取與原文讀者大致相同的文本信息和審美體驗。以《紅樓夢》的兩位翻譯大家的譯文為例。楊憲益、霍克斯兩位翻譯家對“紅詩”的翻譯各有建樹，他們的譯文各具特色。下面我們以楊、霍對小說中一首詩中富含聯(lián)想意義的詞語的翻譯為例，說明闡釋和重構(gòu)詞語聯(lián)想意義的重要性。
原詩：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wěn)紗窗風雨黃昏后，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咽不下玉粒金莼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里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楊譯：
Like drops of blood fall endless tear of longing,
By painted pavilion grow willows and flowers untold;
Sleepless at night when wind and rain lash gauze windows,
She cannot forget her sorrows new and old;
Choking on rice like jade and wine like gold,
She turns from her wan reflection in the glass;
Nothing can smooth away her frown,
It seems that the long night will never pass;
Like the shadow of peaks, her grief is never gone;
Like the green stream it flows for ever on.
霍譯：
Still weeping tears of blood about our separation:
Little red love-beans of my desolation.
Still blooming flowers I see outside my window growing.
Still awake in the dark I hear the wind ablowing.
Still oh still I can’t forget those old hopes and fears.
Still can’t swallow food and drink, ‘cos I’m choked with tears.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tell me it’s not true:
Do I look so thin and pale, do l look so blue?
Mirror, mirror, this long night how shall I get through?
Oh-oh-oh
Blue as the mist upon the distant mountains,
Blue as the water in the ever-flowing fountains.
原詩中，“紅豆”、“春柳”、“畫樓”、“更漏”等詞都是經(jīng)常用來表達相思之情的意象詞。詩人對這些意象詞的巧妙運用往往猶如畫家之畫龍點睛，能夠增強整首詩的意趣和情趣，使詩歌的魅力倍增。因此，再現(xiàn)原詩之意象美成為這首詩翻譯的難點和重點?？梢钥吹剑谥噩F(xiàn)原詩意象美問題上，楊譯保留了“畫樓”（painted pavilion）和“春柳”（willows）兩個意象，但是失掉了“紅豆”這個非常重要的意象，從而使?jié)h語中以“紅豆”喻“眼淚”的漢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無緣為英語讀者所認知。霍克斯的譯詩中沒有出現(xiàn)“春柳”和“畫樓”這兩個意象，但是重現(xiàn)了“紅豆”這個意象，把漢民族的思維成功地推介給了英語讀者。所以，楊譯和霍譯可以說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
三、情感意義的闡釋和重構(gòu)
詞語除了傳遞信息外，還能傳達作者或交際雙方的情緒和態(tài)度，并喚起讀者或聽者的情感。這方面的意義我們稱之為語言的情感意義。比如，“母親”這個詞令絕大多數(shù)人有一種美好親切的感覺；“婦女”則趨于中性；而“女巫”卻會讓人產(chǎn)生厭惡的消極情感。這說明人們對詞語的闡釋不僅限于其概念意義，還有情感因素在里面。因此，譯者在選擇詞語時，還得有意識地對原文的情感意義進行重構(gòu)，努力做到言達其情。首先，譯者應準確把握原語當中的感彩，防止在譯文中加入譯者個人的感情。
例如：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選集》第一卷）
勞倫斯和威沙特的譯文：
Fight when we can win and run away when we can not.
外文出版社的譯文：
Fight when you can win, move away when you can not win.［3］
很顯然，“走”在原文中是中性的。相比較而言，“move away”比“run away”的感彩更接近原文的情感意義。其次，譯者尚需明了，語言和言語當中的情感意義并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和聯(lián)想意義密切相關(guān)。正如上面所言，不同的文化有時會形成同一個詞語的不同聯(lián)想意義，并直接導致情感意義的差異。例如，Pragmatism一詞最初介紹到中國時，指的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思想，所以在漢語中用“實用主義”作為它的對應詞，且賦予該詞一定程度上的貶義色彩。但是如今，pragmatism在西方常常被美化為“一種用實驗結(jié)果來檢驗命題真實與否的哲學方法”（《新威布斯特詞典和詞庫》）。因此，如果將“我們不搞實用主義”一句譯為“We do not advocate pragmatism”就會傳遞錯誤的信息。同樣，“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譯為“bourgeois liberalization”也是不妥當?shù)?，因為“l(fā)iberalization”在西方是褒義詞。為確保正確傳達情感意義，在譯文中加入修飾語進行限定是很必要的。按此方法，“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可以譯為“bourgeois liberalization aimed at capitalist restoration”。再次，與漢語相比，英語中詞語的情感意義更加依賴于它們使用的場合。換言之，相當數(shù)量的英語詞語既可以是褒義的，也可以是貶義的。因此，翻譯時語境就成為譯者確定詞語情感意義的唯一因素。這一點比較易于理解，茲不例示。最后，譯者應該懂得語氣詞在傳達情感意義時的獨特作用。請看下面選自短篇小說《怪人》中的三個例句：
1．“hold you foot up ‘til I see how this is going to be.”
“You know my size,” he’d say”.
“你明明知道我的腳有多大嘛，”他說。
2．“Green’s your favourite color,” he’d snap,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你才最喜歡綠色呢?！彼＿@么不耐煩地說，“講點別的好不好？”
3．Love！He loves what he sees in her eyes, and he sees himself there, twice over.
哼！好一個愛！他愛的只是從他眼里看到的東西，那就是他自己，而且是兩個呢。
在例1和例2中，“嘛”、“呢”和“好不好”充分地表達出講話人的不耐煩；而例3中的“哼”和“呢”則準確、生動地傳達了原文的不滿和憤怒之情。
四、社會意義的闡釋和重構(gòu)
社會意義指語言在不同的交際場合使用時所形成的特有意義。在特定的場合中，語言使用者的年齡、性別、社會地位以及文化程度、交際方式等因素都會影響語言的使用，從而反映出言語發(fā)出者不同的社會角色。由此產(chǎn)生的言語語體會產(chǎn)生風格上的差別，從而形成詞語的語域范圍。社會意義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為語域的選擇和配置，而這種選擇和配置最終體現(xiàn)在詞語的運用上。一個簡單的英語句子“It was dark.”既可以譯為“天黑了”，也可以譯作“暮色四合”。決定譯文的最終根據(jù)就在于這個句子所帶有的社會意義，也就是它所適合的語域?qū)蛹?。下面所選例文充分說明了正確闡釋詞語的社會意義對譯文信息重構(gòu)所起的重要作用。
1．By god, I’ll knock the tar out of him! Nobody can touch my roommate! Know who I am? Elmer Gantry! Thash me！I’ll show um!
這段話出自一個酒鬼之口，所以他會把“them”說成“um”，把“thrash”說成“thash”。作為文學語言，翻譯時譯者須注意到這一點，用符合其角色和身份的選詞再現(xiàn)原作的原味。請看譯文：
老天作證，我非剝他――他――他們的皮！我的伙伴誰敢碰！還不知道我是誰吧？老子埃爾默甘特利！來惹我！那就瞧一瞧吧！ （張經(jīng)浩 譯）［4］
2．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多乎哉！多乎哉？不多也?！保ā犊滓壹骸罚?/p>
Then straightening up to look at the pass again, he would shake his head. “Not much! Verily, not much, forsooth！”（tr. Yang Xianyi）［5］
原文中，白話文和文言文同時出現(xiàn)在一起。這種語域的混雜構(gòu)成一種修辭手段，生動刻畫出孔乙己的迂腐氣。楊憲益在翻譯時，選用了兩個英語古舊詞“verily”和“forsooth”，把原文中所蘊含的社會意義在譯文中貼切地重構(gòu)出來。
3．“I doubt if you ever will see him now. It’s plain to me, he’s off.”
“Do you mean that he has deserted his daughter?”
“Ay! Mean,” said Mr. Childers with a nod, “that he has cut. He was goosed last night, he was goosed the night before last, he was goosed today…”
“在我看來事情很清楚，他已經(jīng)溜了?！?/p>
“你是說他已經(jīng)把女兒拋棄了嗎？”
“唉！”齊爾德斯先生點了點頭，“我是說，他已經(jīng)一溜煙跑了。他昨天晚上挨‘噓’，前天晚上挨‘噓’，今兒又挨‘噓’，這還能呆下去嗎？”［6］
原文中的“off”和“goose”均為俚語，譯文也適用極不正式的詞語“溜”、“一溜煙”、“噓”分別與之對應，符合原文所折射出的社會意義。
五、修辭意義的闡釋和重構(gòu)
語言的修辭美是人類所有語言的特征之一，而以在文學語言中為盛。所謂修辭，其實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而不僅僅限于我們平常所指的那幾個有限的比喻手段。一切以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為目的的種種規(guī)則及其變異手法都可列入修辭的范疇之內(nèi)。換言之，文學意義上的修辭概念是指人們的交際活動中客觀存在著的有利于提高語言的表達效果的規(guī)則。這就要求我們在欣賞一部（篇/首）文學作品時，不但要注意那些有意為之、特征鮮明的修辭手法，而且要敏銳捕捉那些無意為之、未曾成規(guī)的修辭現(xiàn)象。從心理學的角度看，那些與眾不同、違反常規(guī)的現(xiàn)象更能引起人們的注意。正如羅丹雕塑的維納斯一樣，唯其臂斷，方引眾目?？梢?，真正的修辭也就是能引起讀者注意的一切手法，并無什么規(guī)矩和界限。修辭美是文學的防腐劑，它能夠讓一部文學作品經(jīng)受時間的腐蝕而千古流傳。修辭美又是文學的金鑰匙，它能夠打開人們緊閉的心扉。李白的“飛流直下三千尺”，“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杜甫的“感時花濺淚”、“不盡長江滾滾來”，李清照的“綠肥紅瘦”、“尋尋覓覓”，的“原馳蠟象”、“山，離天三尺三”等無數(shù)文人墨客的妙文佳作，之所以能夠眾口相傳，爭相吟誦，無不與其中所洋溢的修辭美關(guān)系密切。按照《紅樓夢》的譯者霍克斯的話說，“翻譯就是翻譯原作中的一切信息”。修辭作為一部文學作品藝術(shù)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所應當進入譯者的翻譯視野，以功能對等的形式存在于譯文當中。試以雙關(guān)修辭格的兩個譯文為例：
1．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p>
楊譯：“There’s no need to swear. I know I have a place in your heart. But whenever you see her, you forget all about me.”
霍譯：‘There’s no need for you to swear,’ said Dai-yu. ‘I know very well that Cousin Dai has a place in your heart. The trouble is that as soon as Cousin Chai comes along, Cousin Dai gets forgotten.’
曹雪芹筆下的黛玉，不但心直口快、美麗多情，而且才華橫溢、伶牙俐齒。這里和賈寶玉的對話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黛玉心里清楚賈寶玉的發(fā)誓出自內(nèi)心，但是她心中那些許的對薛寶釵的防范之心又讓她借著賈寶玉心中再無第二個妹妹的表白，將了寶玉一軍。這里，“姐姐”和“妹妹”既各有所指，又各無所指，形成了奇妙的語義雙關(guān)。楊憲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在各自的譯文中對原文中的這處審美要素都有所體現(xiàn)。不同的是，楊先生譯文少了一點原文所含的繞口的趣味，霍克斯的譯文因為創(chuàng)造性地把“Cousin Bao”在這里臨時轉(zhuǎn)換為“Cousin Chai”，與緊接而來的“Cousin Dai”產(chǎn)生繞口之趣，因而在效果上更接近原作一步。但是與原文相比，兩種譯文都不是非常理想。
2．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么又站在那風口里？”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屋里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喚，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呆雁?！毖氣O道：“呆雁在那里呢？我也瞧一瞧?！绷主煊竦溃骸拔也懦鰜?，他就‘忒兒’一聲飛了?！?/p>
楊譯：
“Why are you standing there in a draught?” asked Baochai. “You know how easily you catch cold.”
“I was indoors until I heard a strange bird-cry. When I came out to look, it was only a silly goose.”
“Where is this silly goose? I’d like to see it.”
“As soon as I came out it flapped away.”
霍譯：
‘I thought you were so delicate,’ said Bao-chai. ‘What are you standing there in the draught for?’
‘I’ve been in the room all the time,’ said Dai-yu. ‘I just this moment went to have a look outside because I heard the sound of something in the sky. It was a gawping goose.’
‘Where?’ said Bao-chai. ‘Let me have a look.’
‘Oh,’ said Dai-yu, ‘a(chǎn)s soon as I went outside he flew away with a whir-r-r---’
原文中，賈寶玉因見薛寶釵生的肌膚豐澤，天然美貌，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動了羨慕之心，看得呆了，連寶釵遞過來的串珠也忘了接。這個情形引起了黛玉的注意，就話里有話地用“呆雁”來挖苦寶玉，形成妙趣橫生的雙關(guān)語。從這里的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到，楊譯和霍譯都保留了原文的這一審美要素。但是從雙關(guān)的顯性上看，霍譯似乎更接近原文的修辭效果。因為從“gawping”一詞上我們可以看到賈寶玉失魂落魄、張嘴凝視的癡呆之狀，比楊譯的“silly goose”更容易把雙關(guān)意義傳達給目的語讀者。此外，原文最后還有一個擬聲修辭格（我才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從譯文來看，霍譯也比楊譯出彩?；糇g的“as soon as I went outside he flew away with a whir-r-r”有聲音之感，能讓讀者于文字之外看見林黛玉聲情并茂的可愛形象，而楊譯的“As soon as I came out it flapped away”相對而言就顯得平鋪直敘，缺乏原文當中所蘊含的那種靈動性。
六、結(jié) 語
本文中我們依次討論了文學翻譯過程中語用意義的闡釋和重構(gòu)問題。正如同筆者在文章一開始時所指出的那樣，語用意義與語言的使用者及其所生活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因此，翻譯過程中語用意義的闡釋不僅要求譯者具備良好的語言知識，而且要求譯者充分掌握相關(guān)的社會生活知識、語言修辭知識、民族文化知識等語用知識。只有這樣，才可能將文學翻譯過程中語用意義的流失減到最低程度。
參考文獻
1 柯 平.英漢與漢英翻譯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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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柯 平.英漢與漢英翻譯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68
4 張經(jīng)浩.譯論.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62
關(guān)鍵詞：多元系統(tǒng)；符號現(xiàn)象；翻譯文學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23-0209-02
一、作者簡介
伊塔馬·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他曾在歐美多所大學做客座教授和訪問學者，并且他能夠使用10幾門語言，其中包括母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以及英語，法語，德語，瑞典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俄羅斯語等主要歐洲語言。他主要研究的是文化領(lǐng)域，所以根茨勒說“他主要不是翻譯理論家，而是文化理論家”。但是，他提出并發(fā)展的多元系統(tǒng)理論(polysystem theory)在世界翻譯界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二、理論綜述
多元系統(tǒng)理論是埃文-佐哈爾1969年首次提出來的，并在其隨后的研究生涯當中發(fā)展和完善成一個理論。其理論基礎(chǔ)是俄國形式主義和捷克結(jié)構(gòu)主義。該理論認為，各種符號現(xiàn)象，即符號主導的人類交際方式（文學，語言，文化，社會等），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組成的混合體，而是必須視為有許多不同的系統(tǒng)組成的多元系統(tǒng)。這些不同的系統(tǒng)互相交叉，部分重疊，在同一時間內(nèi)各有各的行為，卻又相互依存，并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任何符號多元系統(tǒng)，都只不過是一個較大的多元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
三、主要觀點
埃氏1990年在《今日詩學》雜志發(fā)表了“多元系統(tǒng)研究”，里面涉及翻譯文學方面的論述可以分為5個部分：
1.翻譯研究在歷史上一直處于比較尷尬的地位，盡管翻譯對某個文化的成型有巨大的作用，但針對翻譯的研究相對來講非常少。并且，翻譯從來沒被視為一個整體，只是被當作零星或個別的作品來研究。埃氏呢，在這里就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對翻譯進行研究，即把翻譯文學當作一個系統(tǒng)來對待。
埃氏認為，各個翻譯作品之間至少在兩方面相互聯(lián)系：⒈在本國文學對外國作品的選擇方面，選擇原則都與本國文學中其他并存系統(tǒng)相互聯(lián)系；⒉在翻譯作品所采用特定的規(guī)范，行為模式和政策（即文學形式庫）方面，這些都取決于他們與其他本國并存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
埃文-佐哈爾把翻譯文學看作文學多元系統(tǒng)里不可分割的一個系統(tǒng)，同時也是最活躍的一個系統(tǒng)。翻譯文學并不是一直都處于文學系統(tǒng)的邊緣地位的，有時候它會占據(jù)系統(tǒng)的中心位置。
2.翻譯文學在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處于中心位置，意思是指，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翻譯文學會積極參與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心的塑造過程，成為文學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并因此有可能促成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發(fā)生。在這種情形下，原創(chuàng)作品與翻譯作品之間沒有明顯的區(qū)分，而且通常是主流作家創(chuàng)作出那些最杰出或最另人贊賞的翻譯作品。那么這些使翻譯文學處于中心位置的特定條件具體有哪一些呢？有三種情況：一是當一種文學多元系統(tǒng)尚未定形，也就是說該文學還很“幼嫩”，處于正在建立的狀態(tài)。例如，墨西哥剛剛建國的時候，其文學系統(tǒng)內(nèi)的作家們尚不能立刻創(chuàng)作出各類文學類型的文章，很難滿足公眾的精神需求，因此翻譯外國的文學作品就成了其填補這一文學空白的有效手段。二是當一種文學（在一組相關(guān)的大的文學體系中）處于“邊緣”位置，或尚還“弱小”，或兩種情形皆有，比如，西班牙文學通過翻譯引入一些經(jīng)典化（如具有革新意義的詩）及非經(jīng)典化（兒童文學、通俗小說等）的英語文學作品；三是當一種文學出現(xiàn)轉(zhuǎn)折點、危機或真空階段。當文學系統(tǒng)中已確立的模式不能再滿足新生一代的需要，尤其是當轉(zhuǎn)型時期到來之時，本土文學作品都不能被讀者接受，這時文學真空就出現(xiàn)了，此時，外來模式更容易滲透進本國文學當中，因此，翻譯文學就占據(jù)了中心位置。
3.所謂翻譯文學處于邊緣位置，就是指翻譯文學在文化多元系統(tǒng)中構(gòu)成一個邊緣系統(tǒng)，采用二級即保守的文學模式。在這種情形下，翻譯文學不會對重要的文學進程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而是只會照譯語文學中固有的某種文學模式早已確立的規(guī)范，成為保守力量的一大支柱。而與此同時的原創(chuàng)文學可能在不斷探索新的規(guī)范和模式，但翻譯文學卻死守著剛剛或早已被確立的系統(tǒng)中心拒之門外的規(guī)范。
4.埃文-佐哈爾指出，說翻譯文學位于文學多元系統(tǒng)的中心或邊緣位置，并非意味著整個翻譯文學都處于統(tǒng)一位置。作為一個系統(tǒng)，翻譯文學本身也有層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譯文學占據(jù)中心位置的時候，另一部分翻譯文學仍然處于邊緣位置。當有強大的外部干涉之時，占據(jù)中心位置的最有可能是文本來源為主要文學的那部分翻譯文學。比如說，處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的希伯來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翻譯自俄語的文學作品毫無疑問占據(jù)著中心位置，而其他譯自英語，德語，波蘭語以及其他語言的翻譯作品顯然處于邊緣地位。
埃文-佐哈爾和其他許多學者的相關(guān)研究表明，翻譯文學通常處在的位置是邊緣地位。因為從理論上推斷，一個文學系統(tǒng)不可能長期一直處于弱勢地位，轉(zhuǎn)型期或危機階段。此外，各類多元系統(tǒng)的構(gòu)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化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例如，顯然，法國文化系統(tǒng)（自然包括法國文學），比其他系統(tǒng)更加一成不變。這個特點，結(jié)合在歐洲文學系統(tǒng)中法國文學長期處于的傳統(tǒng)中心地位，使得法國翻譯文學處在一個非常邊緣的地位。與法國文學相似的有英國文學，但俄國，德國以及斯堪迪納維亞文學在這方面卻是與之截然不同。
5.那么翻譯文學所處的地位對翻譯規(guī)范，行為模式以及政策有什么影響？埃氏認為，翻譯作品與原創(chuàng)作品在文學行為上的區(qū)分，是由特定時間下翻譯文學所處的位置決定的。如果翻譯文學處于中心位置，翻譯作品與原創(chuàng)作品的界線就模糊了（diffuse）。在這種情況下，翻譯就參與創(chuàng)造新的、一級（primary）模式，譯者的任務相應地就不是僅僅在本國的文學形式（repertorie）中尋找現(xiàn)有的模式，而是樂意打破本國的傳統(tǒng)規(guī)范。此時，譯文更傾向采取異化的翻譯，譯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學多元系統(tǒng)處于穩(wěn)定狀態(tài)，即翻譯文學處于邊緣位置時，翻譯文學的行為就截然不同，此時，譯者的任務就是為外國文本尋找最佳的現(xiàn)存二級模式，譯文也更傾向于采取歸化手段，追求譯文的可接受性，其結(jié)果導致譯本的充分性不足。
由此看來，不僅是翻譯的社會文學地位取決于翻譯在多元系統(tǒng)內(nèi)的位置，而且翻譯實踐也在很大程度上從屬于此。從這點來看，翻譯不再是本質(zhì)和界限都固定不變的現(xiàn)象，而是依賴于其在特定文化系統(tǒng)里位置關(guān)系的一項活動。
多元系統(tǒng)理論的出現(xiàn)對翻譯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其朝著一個更加描述性而非規(guī)定性的方向發(fā)展。
參考文獻:
[1]Even-Zohar, Itamar. “Introduction( to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 11:1 (19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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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德鴻，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0.
佛教于西漢末年從古印度傳至中國，作為外來的唯心主義神學與中國古代統(tǒng)治階級偏愛的唯心主義哲學一拍即合，因此傳人伊始便與當時流行的道術(shù)、玄學互相補充，彼此交融。為了加快與中國文化的同化，佛經(jīng)的中文譯本就應運而生。佛經(jīng)的翻譯形式也經(jīng)歷了從最初的個人僧侶翻譯發(fā)展到寺廟集體翻譯再到官方譯場翻譯的過程，翻譯人員主體也從漢語不熟練的外來僧侶轉(zhuǎn)變到通曉梵文經(jīng)典的中國人為主。兩漢三國初期：東漢年問漢明帝求法，為兩位從古印度而來的高僧建造了一座寺廟一即今天的白馬寺，自此他們就在白馬寺開始了譯經(jīng)活動。這便是關(guān)于佛教初傳的最普遍的傳說。今天中國最早的佛經(jīng)翻譯，相傳是迦葉摩騰于白馬寺譯的《四十二章經(jīng)》佛教傳人中土初期，翻譯者多為從西方來到中土的高僧或是胡裔(今新疆地區(qū))僧人，而以漢族知識分子信徒為輔助力量。最初的佛經(jīng)翻譯往往全屏口授，即由外僧背誦佛經(jīng)，一人口譯成漢語，叫做“傳言”或“渡語”，另一人或數(shù)人“筆受”，即筆錄成漢文。再進行修飾。因此翻譯時往往不只一兩人完成，而是由中外僧侶集體完成，這便是“譯場”的雛形。在早期翻譯過程中，負責傳言的人既要熟悉梵文佛經(jīng)又要漢語功底深厚，而在當時這種人才基本上是鳳毛麟角。從翻譯方法來說，由于當時處于佛經(jīng)翻譯的草創(chuàng)時期，這一時期的佛經(jīng)譯作可能會出現(xiàn)漢語句法扭曲(梵文和漢語的語法結(jié)構(gòu)差異大)，還有大量按發(fā)音直譯過來的內(nèi)容，從而使得譯文晦澀難懂，不易于沒有宗教基礎(chǔ)的人理解。兩晉南北朝發(fā)展期：南北朝時期朝代更替頻繁、戰(zhàn)亂不斷，人民流離失所，異族統(tǒng)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又極端殘酷。南北兩方統(tǒng)治者都把佛教作為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工具來加以利用。因此佛教在南北兩方都得到發(fā)展。佛教的流行與佛經(jīng)的翻譯事業(yè)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統(tǒng)治者的日益重視，對佛經(jīng)翻譯的支持力度也得到加強。從東晉開始，佛經(jīng)翻譯逐漸從民間個體走向官方支持，“譯場”的規(guī)模也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譯場的人員分工也更加明確，除了口授梵文加以傳譯為漢語之外，還添加了記錄原梵文人員、證義漢語的人員以及最后校對的人員。另一方面。此階段的翻譯文本也不再像以前單純依靠胡裔僧侶的文本，而是直接有從天竺求經(jīng)而傳回的梵文原本。這樣多個版本互相補充，相互?？?，使譯文更為正確。在翻譯理論和技巧的研究上，由于佛教發(fā)展到這一階段，兼通漢語和梵文的人越來越多，加上分工明細有具有文學修養(yǎng)的人員加以輔助，因此譯文基本上通過意譯，對文法不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文字進行適當潤色，譯文質(zhì)量比前一階段有了提高。隋唐鼎盛期：隋唐時代，佛教終于擺脫對中國原有文化(如儒學、道術(shù)、玄學等)的依附，成為獨立自主的宗教，對佛經(jīng)的翻譯也到達了一個空前的高度。這一時期隋唐統(tǒng)治者與佛教相互拉攏，統(tǒng)治者企圖借由佛教控制人民，佛教“不依國主，則法事不立”．極力巴結(jié)統(tǒng)治者。因此由官方主導的譯場制度，到此時期發(fā)展更為完備。
隋代在上林園設(shè)置翻經(jīng)館，那就成為常設(shè)機構(gòu)了。就譯場而言，論翻譯組織之發(fā)達完備，翻譯人才之精粹匯集，分工之細密精巧，還當以唐代為最。所有經(jīng)費由國家供給，而且還詔集天下英才，建立嚴密而完善的譯經(jīng)組織。能夠進人譯場的人都經(jīng)過嚴格篩選。大多是具備能力的僧侶或是朝廷官員才能參與翻譯。唐朝國力鼎盛時期，對外交流甚多，各國高僧紛至沓來傳道授業(yè)，同時更有不少中國僧侶遠赴西方取經(jīng)。他們跋山涉水，走遍圣跡，將各種佛經(jīng)帶回大唐進行翻譯。此時對佛經(jīng)的主譯者已經(jīng)轉(zhuǎn)變?yōu)橐灾型辽藶槎?，他們都精通梵漢，深曉佛理；譯經(jīng)的計劃性更強，節(jié)譯選擇者極少，往往翻譯全集；所譯佛經(jīng)，在忠實原著方面，也大大超越了前代。在這些大唐高僧中更是出現(xiàn)了一位縱橫千古的偉大翻譯家一玄奘。在唐太宗的支持下，他組織譯場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佛經(jīng)翻譯活動。譯出經(jīng)論達1335卷之多。在翻譯技巧上，他巧妙運用補充法、省略法、變位法、分合法、譯名假借法、代詞還原法等；秉承既須求真，又須喻俗的原則，使得他的譯文嚴謹而不失文采，成為佛經(jīng)漢譯以來的最高水平。宋朝以后衰落期：晚唐以后佛教在印度衰落，而在中國南方的禪宗在唐朝勃然興起。它提倡不持戒，不坐禪、不讀經(jīng)，但求頓悟，把佛教改造得完全適合中國士大夫的口味。由于不重讀經(jīng)，不遵戒律；加上五代十國社會動亂，很少有人去印度求法求經(jīng)；佛教經(jīng)典大都已經(jīng)介紹過來了，僧徒把精力轉(zhuǎn)向探索佛理，根據(jù)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來改造佛教，對譯經(jīng)的興趣也就不大了；加上統(tǒng)治階級無力提倡和支持翻譯，北宋以后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大規(guī)模的佛經(jīng)翻譯活動。雖然佛教已不再流行，但是宋朝還是設(shè)立有譯經(jīng)院，從事翻譯事業(yè)，翻譯主體多為外來僧侶。最終由于缺乏新的梵文經(jīng)文，譯事時斷時續(xù)，其對佛教的貢獻無法與唐代相比。此后，我國佛經(jīng)翻譯活動開始迅速衰落，自此譯場時代也走向尾聲。
二、中國古代佛教典籍翻譯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影響
我國的佛經(jīng)翻譯活動歷時千年之久，在這一千年中我國的佛經(jīng)翻譯活動不僅極大063地推動佛教在中國的流傳，為后來形成儒釋道三家貫通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奠定了基礎(chǔ)，還對漢語的發(fā)展產(chǎn)生以及魏晉之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了起到了巨大的影響。第一，佛教典籍翻譯豐富了漢語的詞匯和表達方式。佛經(jīng)翻譯出現(xiàn)以前，中國古代的翻譯大都還是中央雅言和地方語言間的轉(zhuǎn)化，文言文的表達也大都更好地為上層統(tǒng)治階級和知識分子所用。佛經(jīng)翻譯的出現(xiàn)，不僅大大增加了漢語的詞匯量，同時對文言文的語法結(jié)構(gòu)也產(chǎn)生了影響。語言學家們現(xiàn)在通過仔細分析得出結(jié)論：漢語中約有35000單詞出自佛經(jīng)翻譯(日本《佛教大辭典》中，所收人佛教的詞匯也多達35000余條)，除直接與佛教相關(guān)，如“佛”、“塔”、“和尚”、“菩薩保佑”、“佛法”、“佛經(jīng)”、“禪師”、“僧人”、“涅”、“般若”、“參禪”等，還有許多我們沒有意識到的，如“回憶”、“世界”、“現(xiàn)在”、“因果”、“執(zhí)著”、“虛空”、“迷惑”、“真實”、“圓滿”、“心田”、“剎那”等等。拿“魔”一字來說，它本身佛經(jīng)中一個惡神的名字，后來被漢譯成“魔”，進而發(fā)展出“著魔‘色魔‘人魔”等等新的漢語表達。佛教中過去世、現(xiàn)在世、未來式的引人，也使得漢語中出現(xiàn)了“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另外現(xiàn)代漢語中存留下來的很多四字成語或是習語，很多都有佛經(jīng)漢譯的色彩。因此魏晉之后，大量的四字習語紛紛出現(xiàn)，它們至今還為現(xiàn)代人所引用。例如如“天花亂墜”(《心地觀經(jīng)•序分》)、“作繭自縛”(《妙法圣念處經(jīng)》)、“隨機應變”(《金光明最勝王經(jīng)》1，還有習語如“無事不登三寶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等。第二，佛經(jīng)翻譯也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促進了古代文學體裁的發(fā)展。前文中說道，佛經(jīng)的漢譯偏于口語化、白話化，這與當時兩漢魏晉時流行的文筆華麗的駢文有很大不同，促使了文壇出現(xiàn)了“變文”的形式。變文即晉宋以來僧徒的轉(zhuǎn)讀經(jīng)文發(fā)展到講唱佛經(jīng)故事的新文體(以散文，韻文混和在一起用于說唱的通俗文學載體)。到了宋代，宋人“說話”用的說話本子，就成了白話短篇小說的開端，而小說的發(fā)展，才促成了章回小說的出現(xiàn)，使得小說在中國文學舞臺上分庭抗禮。在文學素材上，古印度文學豐富的想象力和瑰麗的文學表達力，都深深地刺激了中國古代文人的創(chuàng)作靈感。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范，樂府詩集中的《孔雀東南飛》就有它的影子。佛教引人的“生死輪回觀”、“因果報應”的佛教觀念，也催生了六朝志怪小說，使古代文學獲得了解放?？梢姺鸾?jīng)的漢譯為中國古代文學提供了創(chuàng)作的樂土。極大了促進了古典文學的發(fā)展。第三，佛經(jīng)翻譯使得佛教思想深植與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最終與儒家、道家一起匯成一流，形成了以儒道佛為一體的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在佛經(jīng)漢譯以前，中國統(tǒng)治階級慣以儒家思想統(tǒng)治人民，并且道家思想也在民間廣為流傳。因此漢、晉時期佛教初人，中國人把它看成一種神仙方術(shù)來崇拜。南北朝時期，佛教僧人進一步把佛教思想和儒、道思想相融合，開始創(chuàng)建具有中國文化色彩的佛教宗派。隋、唐時期，中國佛教達到鼎盛。佛教逐漸中國化。宋明以后，佛教才真正中國文化融為一體，出現(xiàn)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局面。
佛教傳人以前，中國士大夫階級崇尚儒家思想，積極“人世”。他們渴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佛教的傳人，引人“空”的概念，相反推崇人們保持心靈明靜，鼓勵“出世”，要看破紅塵修煉成佛，最后涅桀重生。這些觀念最終同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無為”相互融合構(gòu)成了今天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與世無爭、以和為貴，并建構(gòu)了中國人特有的那種集體“無意識”。佛教經(jīng)典中推崇的“生死輪回‘因果報應慈悲觀”都影響了中國人民的意識形態(tài)，并極大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人們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努力做好事積善德，以期望來世有好的宿命。同時社會風氣也鼓勵惡人回頭是岸，勸誘壞人苦海無邊，懸崖勒馬?？梢哉f經(jīng)由佛經(jīng)的漢譯，佛教思想傳人中國，它成為最具有民眾基礎(chǔ)的普世價值觀念，歷經(jīng)千年已經(jīng)深深的烙印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之中。
三、結(jié)語
一、跨文化含義
跨文化是指對于與本民族文化有差異或沖突的文化現(xiàn)象、風俗、習慣等有充分正確的認識,并在此基礎(chǔ)上以包容的態(tài)度予以接受與適應。它是跨文化交際中參與者對文化因素的敏感性認知,一般分為四個層次:一是對那些被認作是怪異的表面文化現(xiàn)象的認知;二是對那些與母語文化相反而又被認為是不可思議的顯著的文化特征的認知;三是通過理性分析從而取得對文化特征的認知;四是從異文化持有者的角度感知異文化。第四個層次是跨文化意識的最高境界,要求參與者具備“移情”和“文化融入”的能力。目前在旅游景點的翻譯中就是跨文化的體現(xiàn)。文化與語言是兩個重合的圈子,語言受到文化的影響和塑造,也是文化領(lǐng)域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們都有著自己特點鮮明的文化,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也會給各自的語言打下特有的烙印,從而形成獨特的文化映射。
二、旅游景點名稱的功能
景點名稱是一個旅游景點的標志,與一般的地名相比,它不單告訴旅游者景點叫什么,它更重要的是向游客傳遞了它是什么與它有什么,所以歸納下來,景點名稱具有信息與文化功能。當前時代來說旅游的魅力已不單是游山玩水,更重要的是感受旅游景點當?shù)氐奈幕瘍?nèi)涵,了解旅游景點與自己生活的地區(qū)相異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文化風俗習慣。由于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與豐富文化內(nèi)涵的國度,所以基本每一個旅游景點都被內(nèi)化成為當?shù)氐奈幕d體,鮮明地體現(xiàn)了當?shù)氐拿袼着c文化習慣,而這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對于外國客人來說,他們除了希望可以領(lǐng)略當?shù)氐纳剿L光外,更希望可以近距離接觸到旅游景點的文化風情,增強文化交流。此時,旅游景點名稱的翻譯所起到的文化功能就至關(guān)重要,它要保證在與原名稱保持高度一致的情況下盡可能傳遞出它的文化含義。因此在進行旅游景點名稱的英譯時,譯者要保證準確理解源語言的基本信息,使其最大限度的達到源語言和目的語之間的對等,更重要的是要準確把握源語言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準確傳遞相關(guān)信息,借此達到文化交互、增強讀者對文化多樣性的了解和認識的目的。
三、旅游景點翻譯跨文化運用的重要性
在進行旅游景點翻譯時融入跨文化意識更容易理解景點的文化內(nèi)涵在現(xiàn)實生活中,旅游翻譯既是一種飽含趣味的工作,又是一項很嚴肅的話題,進行旅游景點翻譯的目的是為了把中國文化真實地展現(xiàn)給國外游客,又把外國文化在最適當?shù)膱龊舷陆榻B進來。在翻譯過程中我們應講究求“真”,也就是通過語言意義、文化信息處理、地名和景點名稱拼寫、景點和歷史人物名字的翻譯以及跨文化意識在旅游翻譯中的運用,真實地展現(xiàn)中國文化。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與豐富文化的文明古國,許多名勝古跡在取名之時有它豐富而又獨特的含義。我們在翻譯過程中不能簡單地運用音譯或從字面意義去譯,而應將跨文化意識運用于其中,運用音譯、意譯和直譯相結(jié)合的方法。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及不同的社會制度之中,游客也會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信仰與思維方式。這就要求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注意某些敏感詞的歷史背景及政治含義,掌握好譯文的分寸。
四、跨文化意識下旅游景點名稱的翻譯策略
景點名稱一般包括人文景觀名稱和自然景觀名稱,我們從語法結(jié)構(gòu)上分析的話,可以表示成為專有名稱加種類名稱的形式。專有名稱即指對景點的稱呼,好比城市的名字或人的姓名;種類名稱就是判斷、辨別景點類別的名詞。從內(nèi)容上來說,旅游景點的專有名稱描述性成分居多,其包含的信息相對廣泛與復雜,景點的種類名稱標示了景點類別,相對而言意義比較固定、明確。
若是從名稱翻譯的實現(xiàn)途徑上看,旅游景點名稱翻譯大致可以分為導游人員的口頭翻譯,旅游景點印刷品的翻澤和景點名稱標牌的翻譯。無論是簡單的名稱表述,宣傳品介紹、景區(qū)標示或者是導游口頭翻譯,在翻譯過程都應當盡量做到準確、傳神,最大限度地使目標語讀者了解源語信息的文化內(nèi)涵和文化意象。
上面提到的旅游景點名稱翻譯準則實際上包含了對等理論也包含有“歸化”策略,除此之外,還要求譯者采用 “異化”策略。旅游過程中的文本資料對于游客來說,它背后所涉及的豐富內(nèi)涵及背景文化遠高于資料本身,一方面要使目的游客理解景點名稱,另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傳播中國特有的文化,以滿足外國游客或讀者體驗異域文化特性的要求。由于景點名稱蘊含特定的文化,其翻譯就應該盡可能地強調(diào)內(nèi)涵意義的翻譯,讓外國入獲得有關(guān)該名稱最基本的了解、感受、聯(lián)想等,否則就達不到國際間文化交流的目的,甚至產(chǎn)生不必要的誤解。此時,“異化”翻譯策略,尤其是文化上的異化就彌補了這一不足。這一策略突出源語語言和文化特征,盡量移用源語種的語言形式、文化習俗和傳統(tǒng),使目標語讀者獲得對源語文化最大化的認知和體會。當然,在注重文化與語言上的“異化”和“歸化”策略的同時,也要掌握翻譯方面原本的增詞,減詞,省詞等綜合技巧的使用,以達到翻譯的最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