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3-20 16:19:48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新興市場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1.國際碳金融市場。碳排放權作為一種新興的虛擬產權和金融產品，開啟了人類限制碳排放、減少碳排放的市場化路徑。英國排放交易體系、澳大利亞排放貿易體系、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先后于2002年、2003年開始碳排放權交易。歐盟（歐盟+挪威+冰島+列士敦士登）碳金融市場于2005年1月1日在《京都議定書》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法律約束下正式啟動交易。荷蘭CLIMEX交易所、歐洲氣候交易所、歐洲能源交易所、BlueNext交易所、北歐電力交易所、紐約綠色交易所、蒙特利爾氣候交易所2009年以來，也先后開始進行核證減排量（CER）的交易。碳金融市場的基礎金融工具有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融資工具包括項目融資、運輸貸款、汽車貸款、房地產開發(fā)貸款、節(jié)能產品貸款、住房抵押貸款、綠色信用卡。風險管理工具拓展到天氣衍生商品、可交易災害期權、LeuPrima自然災害債券基金、碳排放信用擔保、綠色建筑覆蓋保險。2013年，歐盟排放體系碳金融交易總量102.6億tCO2e，總交易金額為528.49億美元，其中歐盟配額（EUA）交易量為86.5億tCO2e，交易金額524億美元；CER7億tCO2e，交易金額4億美元；聯合履行項目減排單位（ERU）交易量9億tCO2e，交易金額1億美元。從2014年5月19-23日歐盟市場一周的情況看，一級市場有三次配額拍賣1048.6萬噸，價格分別為4.6、4.59、5.23歐元每噸。二級市場一周配額成交量50.5萬噸，最低價4.7元每噸，收盤價5.11元每噸；州際交易所一周的2014年12月CER期貨價格下跌25%至0.09元每噸，五種CER期貨合約一周的成交量為857.6萬噸。2014年9月1日的交易價格EUA為6.44歐元，CER為0.16歐元。
2.中國區(qū)域試點碳金融市場現狀。我國的碳金融，是從參與國際市場開始的。2006年開始以清潔發(fā)展機制（CDM）項目供給方的形式參與國際碳金融交易。到2014年8月17日，中國在聯合國CDM理事會（EB）注冊的CDM項目3804個，實際簽發(fā)減排量的CDM項目1400個，約占全世界CDM項目總數量的50%。中國區(qū)域性試點碳市場從2013年6月18日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率先上線配額交易，到2014年6月19日重慶碳排放權交易中心開市，全國七家區(qū)域性碳金融市場平臺全部開始配額和自愿減排量（CCCER）的市場交易。到2014年9月1日，全國七個區(qū)域試點碳金融市場控排企業(yè)2000家，交易總量1225萬噸，交易總額35264.4萬元，平均每噸28.79元。深、滬、京、粵、津、鄂、渝七個區(qū)域試點碳金融市場的累計交易量分別為1659554噸、1553460噸、961855噸、1293173噸、1059760噸、5284288噸、145000噸，累計交易額分別為113154196.47元、60917272.70元、58057517.80元、70586610.52元、21891494.20元、125417791.75元、4457500.00元。最新交易收盤價格分別為65元、39元、54.60元、43.65元、20.35元、23.79元、30.74元/每噸。其中深、滬、京、粵、津已經完成第一個履約年，履約率都在95%以上。
二、未來碳金融市場展望
1.國際市場展望。2014-2015年期間，我們將看到新西蘭、巴西、智利、韓國、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哈薩克斯坦、烏克蘭以及WCT體系的魁北克、美國RGGI以及東京都等國家和地區(qū)的碳金融市場或已建成、建設中、完成立法、計劃中、承諾中。國際碳金融市場2013年到2020年每年的全球市場總供給預測為471、457、382、414、358、327、348、373MtCO2e；如果美國只包含電力市場需求，同期全球市場總需求預測為531、601、620、508、450、458、521、573MtCO2e；如果將美國總體經濟運行納入，則同期全球市場總需求預測為574、660、843、784、736、730、796、879MtCO2e。
2.中國碳金融市場路線圖。中國碳金融市場2006年以來，到2018年的12年發(fā)展路線圖可以劃分為：2006年以CDM項目供給方式參與國際碳金融市場；2008年奧運期間開始在國內進行零星的自愿減排（VER）交易；2011-2012年區(qū)域試點碳金融市場規(guī)劃、準備、制度安排階段；2013-2014年區(qū)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平臺相繼啟動交易階段；2015-2016年區(qū)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平臺調整、改革、整合階段和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體系籌劃及立法；2016-2018年，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體系建立。
三、碳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國際碳金融市場兩大問題及對策
1.法律懸空問題。國際碳金融市場的最高制度安排《京都議定書》只約定了2012年12月31日以前的減排承諾。2013年1月1日以后的承諾和文本修改需要四分之三的締約國先在國內完成程序和授權，簽署后才生效。至今還沒有達到生效的締約國簽字國數量。接近2年來，國際碳金融市場處于法律懸空期。有關各方應該在AR5明確了氣候變暖結論的2014年讓新的法律框架生效，運用碳金融平臺的市場張力，推動全球節(jié)能減排，共同應對氣候變化。
2.排放大國按照《京都議定書》履行“共同但有區(qū)別”的責任問題。美國是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和整體絕對碳排放量的排放大國。卻一直沒有批準和簽署《京都議定書》，甚至影響了其盟友———日本這個另一排放大國曾打算退出《京都議定書》。使得本來供不應求的碳金融市場有時供需倒掛，加上金融危機、債務危機以及歐盟2007年、2012年不讓配額余額進入第二年的下一階段使用等因素，使全球碳金融市場價格曾出現高峰30歐元和低谷0.1歐元的“需求-價格悖論”。AR5的，應當引起各國的進一步高度關注氣候變化，進一步加大限制碳排放的力度，進一步推動碳金融的市場力量。美國聯邦政府應當順應民意，履行大國義務，鼓勵全美學習、推廣加州、RGGI的限制排放市場化措施，借鑒歐盟的碳金融市場經驗，與全球各國一道，共同應對“同一個地球”的氣候變化。當然，中國也是排放大國，已經承諾按照國際公約履行“共同但有區(qū)別”的應對氣候變化和限制碳排放責任。建立七個區(qū)域試點碳金融市場和籌劃全國性統一碳金融市場并繼續(xù)CDM項目的注冊、產生CER，是中國通過碳金融市場途徑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行動。
（二）國內碳金融市場兩大問題及對策
1.有規(guī)無法問題。中國還沒有碳金融市場法律。七個碳金融市場平臺是在政策上建立起來的。有的市場平臺雖然取得了國務院及其政府部門的法規(guī)和特區(qū)等地方性法規(guī)的認可，但總體上屬于有規(guī)無法。不利于市場的長期發(fā)展、健康運行，不利于與國際碳金融市場接軌。全國性還有24個省市的碳排放權配額交易沒有明確的思路和方案，各界期盼的全國統一碳金融市場也缺乏法律依據。建議全國性的統一碳金融市場機制、市場交易和國家立法，作為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以后取得重大的實質性進展。
1.教學理念落后。教學理念體現著高校的教學思想，市場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特質，而不同的特質則關系著其與市場的特定聯系。誠然，從目前高校市場營銷專業(yè)的教學理念來看，以就業(yè)為目的的教學思想是十分明智的，抓住市場，教市場所需，授市場所要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少高校在構建這一理念時卻陷入了完全以市場為準繩，完全以就業(yè)為教學的怪圈當中，使教學變得刻意為之，盲目被動，嚴重忽略了人的本質，不能充分釋放學生的興趣愛好，亦阻礙了人的全面發(fā)展，這是不可取的。2.教學內容簡單。眾所周知，市場營銷專業(yè)注重的是應用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用所學到的知識和技能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這在市場營銷中更加矚目。但事實是，受傳統教育教學的影響，簡單，枯燥，說教形式，解釋樣式的教學在市場營銷專業(yè)的課堂上比比皆是。以中醫(yī)教學為例，中醫(yī)是一門臨床學科，講究的是手眼腦并行，因而在市場營銷專業(yè)教學體系的構建中也應將這一教學內容鑲嵌進去。否則，學生根本不能準確理解和把握專業(yè)知識的內涵和實質，不能將學到的東西轉化為自身的財富。與此同時，中醫(yī)在教學案例的使用上，也呈現出與時代不符，與市場脫節(jié)的現象，太多的案例都是以前的舊事件，舊故事。這就無法跟當下的人才教育需求和市場需求想契合，存在較大的局限性，缺乏一定的針對性。3.教學方式死板。灌輸式教學依舊是當前高校教育教學的基本方式，教師在講臺上高談闊論，學生就只能在課桌前被動學習，記錄筆記。市場營銷專業(yè)是一個對實踐性要求較高的專業(yè)，如果還是以這樣一種方式來進行學習的話，師生間缺乏互動，課堂上氣氛沉悶，這是很難調動起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的。中醫(yī)在這一方面的體現更加明朗，中醫(yī)是一門臨床學科，望聞問切這四個字已然展現了中醫(yī)以實踐為根本的教學與治療方式，因此在中醫(yī)教學中，無論哪一門課程的教學都是不可能只是依靠教師的三言兩語就能融會貫通的。教學方式的死板直接影響了高校市場營銷專業(yè)教學體系的構建，這是必須要加以改善的。
二、高校市場營銷專業(yè)教學體系的構建思路
1.提升教學理念，以人為本。構建市場營銷專業(yè)的教學體系，首先要建立起一套正確的教學理念，以人為本，強調學生的個性發(fā)展和全面發(fā)展。要立足社會，從學校的實際情況出發(fā)，設計具有學校特色的教學體系。在這一點上，中醫(yī)學院的思路應該是繼續(xù)發(fā)揚“師承家授”的中醫(yī)傳統繼承模式，努力契合中醫(yī)個體化、經驗性和地域性的特色，導師制不失為市場營銷專業(yè)教學理念的一種嘗試。當然，要從學校的長遠發(fā)展和學生的今后發(fā)展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不可急功近利，亦不可片面追求短期利益。2.創(chuàng)新教學內容，培養(yǎng)品格。教學內容是中醫(yī)學院市場營銷專業(yè)必須給予重視的一項事業(yè)，這是構建教學體系的第二個重點。在教學內容上，要在緊跟市場需求，傳授知識和技能的同時，注意加強對學生素質教育的培養(yǎng)，使之先做人再做事，具備良好的品質和醫(yī)德。列舉案例時，要采用經典案例和新近案例結合的手法，多將當下臨床出現的情況整理成教案傳授給學生，使他們感受到中醫(yī)在時下的功用和魅力。3.開拓教學方式，注重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高校在市場營銷專業(yè)教學方式的選擇上，必須加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一方面，可以多開設一些實踐課，諸如以戲劇小品的方式安排教學活動，將理論知識演化為學生們的相互交流，從而加深印象。另一方面，則可以安排學生到實訓基地實踐，讓他們在真正的市場上感受營銷的本來面目。如中醫(yī)學院在教學時，就可以邀請從事醫(yī)藥營銷的專業(yè)人士走入課堂為學生們講課，或帶領學生親自走入醫(yī)藥市場感受營銷在市場上的景象。
Krugman（1998）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基礎上提出了三元悖論理論，其核心內容是指：若一國資本完全流動，貨幣政策獨立和固定匯率制不能共存。即一國政府在制定宏觀政策時，只能在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三個目標中任選其二，卻無法三者并存。圖1是Krugman（1998）提出的三元悖論三角形，三條邊分別代表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每個頂點代表相交的兩條邊的政策目標能得到同時滿足，但不可能同時滿足三條邊。如上方頂點表示一國同時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制，但必須實施資本管制；右下方頂點表示一國實施固定匯率制和資本項目完全開放，但無法實施獨立貨幣政策，該國利率受到世界利率或其他大國的貨幣政策的制約；左下方頂點表示為滿足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完全流動，必須以犧牲固定匯率制為代價。
二、研究設計
從宏觀經濟政策體系來說，貨幣政策、外匯政策和資本市場開放是搭建有效的開放經濟的三大方面。
（一）獨立貨幣政策獨立貨幣政策表明一國政府可根據本國經濟增長現狀來實施寬松或緊縮的貨幣政策，通過對利率的自由調節(jié)來穩(wěn)定經濟，當經濟過熱時采用提高存貸款利率，當經濟增速變緩時則采用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來刺激經濟增長，以此來保證長期內一國經濟平穩(wěn)增長，而不用受制于世界利率r*或其他大國貨幣政策。Daly（1998）發(fā)現中央銀行獨立的國家采用提升貨幣政策有效性和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方法來使該國保持穩(wěn)定持久的經濟增長，從而帶動對外貿易以及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1：獨立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有積極作用。
（二）固定匯率制固定匯率制可以穩(wěn)定本幣價值和國內物價，降低外匯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及風險擔保成本，從而保護和促進外部投資增加和國際貿易發(fā)展。但是，固定匯率制的弊端是當開放經濟受到外部市場沖擊時，政府無法通過匯率浮動來吸收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安輝和黃萬陽（2009）運用VAR方法發(fā)現人民幣匯率波動對中國進出口貿易影響顯著，ML條件成立。鄒璇（2010）發(fā)現匯率剛性削弱了一國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且當該國資本流動性越強時，受到投機資本沖擊的概率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2：固定匯率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有消極作用。
（三）資本完全流動資本完全流動是爭議很大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一。一方面，資本完全流動使開放經濟暴露在投機性熱錢流動中，增加銀行體系信用風險（談世中，2002），干擾正常的資本運轉，從而導致一國經濟不穩(wěn)定。這一點在最近20年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包括2008年金融危機中得到證明。但從長期經濟增長來看，資本流動性越強，表明一國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和要素轉移效率越高，信息不對稱性越低，同時對國際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越大。同時，一國在國際資本市場中的參與程度越高越能通過組合多樣化來分散市場風險，并進一步降低離岸服務外包收入的波動性。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3：資本完全流動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有積極作用。
（四）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相比發(fā)達國家來說，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市場及資本市場體系和制度仍在完善之中，因此市場效率較發(fā)達國家仍然偏低。在貨幣政策方面，Ajzenman（2008）發(fā)現在新興市場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由于貨幣政策維持穩(wěn)定能夠降低經濟波動的預期，因此獨立貨幣政策與貿易收入波動性顯著負相關。在外匯政策方面，鄭重（2011）通過實證分析發(fā)現新興市場國家最優(yōu)外匯政策的選擇取決于外部沖擊的類型，在世界價格的沖擊下，固定匯率制平抑投資、產出和消費的波動的效果優(yōu)于浮動匯率制；但在世界利率的沖擊下則剛好相反。在資本市場開放政策方面，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運行效率遠遠不如發(fā)達國家，因此資本流動性越高，這些國家受到外部投機資本沖擊的風險就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H4：獨立貨幣政策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有消極作用。H5：固定匯率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有消極作用。H6：資本完全流動對新興市場國家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有積極作用。
三、模型建立
（一）變量體系1．因變量。本文研究的是離岸服務外包發(fā)展，因此選擇了兩個因變量指標：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性。（1）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OSO）。由于對離岸服務外包的統計數據缺乏，因此本文選取新興市場國家的其他服務貿易出口額②作為替代變量。（2）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性（Vol）。本文參考劉金全和劉志剛（2005）的度量方法，用樣本長度固定的滾動標準差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率中的條件波動性進行度量。滾動標準差是指在整個樣本觀測區(qū)間中給定一個滾動時窗長度m③，t時（其中t的變化范圍為從m到T）的滾動標準差為從t－m＋1時到t時的m個樣本標準差。2．自變量。本文研究的是三元悖論理論中三大宏觀經濟政策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及其波動性的影響，主要涉及三個自變量：獨立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Ajzenman（2008）對Krugman（1998）的三元悖論理論中的概念加以量化，形成可進行實證分析的變量，建立了三元悖論指數。本文對該模型進行適當調整，并用于分析：（1）獨立貨幣政策（MI）。因為某些基準國的貨幣政策總是在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不同國家貨幣政策制定的過程，因此，本文先使用目標新興市場國家與基準國實際利率的相關性來度量目標新興市場國家貨幣政策受基準國影響的程度，再取相反數來反映貨幣政策的獨立程度。為使指標可比，將美國作為基準國，使用美國的年實際貸款利率來表示實際利率，并且使用相關系數本年與前一年、后一年（即t，t－1和t＋1）的三年移動平均數來使指標平滑。對公式作運算處理來使指標的值保持在（0，1）之間。這一指標的值越高，表示目標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受世界利率以及他國貨幣政策干擾越少，即越趨于獨立。（2）固定匯率制（ERS）。本文先使用目標新興市場國家月度對美元匯率的標準差來表示各新興市場國家年度匯率波動性，再取其相反數表示這些國家每年的固定匯率，并且對公式作運算處理以使得指標的值保持在（0，1）之間。但是，這樣直接使用該公式會存在缺陷，即月度匯率的細小波動將會引起標準差的較大波動，因而導致度量的指標值與維持固定匯率的國家政策目標相悖離。因此，在使用公式前應對月度匯率波動設置一個門檻，若某年12個月的月度匯率同上月相比波動幅度均在＋／－0．33％之內，或一年之中有10個月及以上月份的匯率沒有產生任何變化，那么我們就直接將ERS的值設為1，表示該國實行的是固定匯率制。該方法參考了Shambaugh（2004）。這一指標的值越高，表示匯率波動性越小，外匯政策越趨于固定匯率制。（3）資本完全流動（KAOPEN）。金融研究領域的學者普遍認為，國家間資本完全流動的程度是極難度量的指標。本文沿用美國學者Chinn和Ito（2008）創(chuàng)造的KAOPEN指數，該指數來源于IMF的每年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AREAER）。Chinn和Ito（2008）在年報基礎上設置了k1到k4四類0－1變量來分別表示多重匯率、限制現金賬戶交易、限制資本賬戶交易④和取消出口的條件等資本流動限制政策。然后將k1、k2、SHAREk3和k4進行標準化，再取主成份表示對資本完全流動的限制程度，再對其取倒數表示資本完全流動的程度，這就是KAOPEN指數，其數值介于（0，1）之間。這一指標的值越高，表示目標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完全流動程度越高。其中，k1表示是否存在多重匯率的dummy，不存在為0，存在為1；k2表示是否存在現金賬戶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開放為0，存在限制為1；k3表示是否存在資本賬戶交易限制的dummy，完全開放為0，存在限制為1，SHAREk3表示k3當年以及之前四年的平均數。k4表示存在取消出口的條件，不存在為0，存在為1。F（x）表示對上述4個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四個外生變量作為模型的控制變量，分別是各新興市場國家以1999年為基期的每年實際GDP的對數（GDP），每年廣義貨幣M2數量占本年GDP的百分比（M2），每年國內總儲蓄額占本年GDP的百分比（Savings），以及每年貨物貿易出口額占本年GDP的百分比（Trade）。
（二）實證模型為了驗證假設1－3，本文設定了以下線性回歸模型。
四、實證分析及結果
本文的數據來源是UNCTAD數據庫以及IMF的匯兌安排與匯兌限制年報（AREAER），樣本來自于世界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最高的50個國家中的14個新興市場國家（EME）⑥。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為亞洲國家6個，歐洲國家2個，非洲國家1個，北美洲國家1個，拉丁美洲國家4個，并且完全涵蓋金磚五國⑦，因此樣本具有代表性。本文選取這些國家1999～2011年的年度數據作為樣本，總體樣本共計182個。
（一）描述性統計表2列出了本文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及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金磚五國兩個細分樣本中各變量的基本統計量以及數據來源。如表2所示，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實際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OSO）的平均值遠遠大于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平均值，而金磚五國的實際收入額平均值更是達到總體樣本的2倍多，其中，亞洲6國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占14個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收入額的75．67％，貢獻率遠遠超過其他各洲國家。另外，金磚五國的收入額也占總體樣本的73．09％，尤其是印度和中國，分別占總體樣本的35．02％和34．23％，分列世界離岸服務外包承接國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圖2是比較三種類型經濟體的三個自變量數值平均值直觀差別的雷達圖。從總體上看，三個自變量獨立貨幣政策（MI），固定匯率制（ERS）和資本完全流動（KAOPEN）的取值范圍大體介于0．3到0．7之間。其中，三種類型經濟體的獨立貨幣政策（MI）的取值非常接近，表明新興市場國家由于經濟發(fā)展水平和貨幣市場完善程度存在共性，導致各國制定貨幣政策時受到世界利率和大國貨幣政策影響的程度大體一致。而金磚五國的固定匯率制（ERS）和資本完全流動（KAOPEN）均最小，反映金磚五國的資本完全流動在新興市場國家中最低，而且匯率越趨向于浮動匯率。圖3顯示了新興市場國家及其細分市場在1999～2011年間獨立貨幣政策（MI）的變化趨勢。由圖3中可見，獨立貨幣政策（MI）經歷了S型的劇烈變動。自21世紀初的高位跌至2004年的最低點，表明21世紀第一個十年前期，由于美國正處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繁榮時期，同時實行低利率的寬松貨幣政策，引發(fā)新興市場國家將大規(guī)模外匯儲備投資美國國債，從而受到美國貨幣政策制約。當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fā)生時，新興市場國家意識到正在為美國的債務買單，開始逐漸擺脫美國等大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因此獨立貨幣政策（ERS）在危機后逐步回升。圖4顯示的是新興市場國家及其細分樣本的固定匯率制（ERS）的變化趨勢?？梢钥闯?，除了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在2003年前后匯率穩(wěn)定趨勢稍有加強之外，新興市場國家堅持固定匯率制的程度在十幾年間總體呈下降趨勢。其中，相比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和金磚五國來說，亞洲新興市場的匯率穩(wěn)定性較高。值得注意的是，當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來臨時，所有新興市場國家的固定匯率制（ERS）均顯著下降，跌至13年間的最低點，說明當一國經濟面臨外部沖擊時，放棄固定匯率制而選擇浮動匯率制，以此來緩沖國際危機對本國實體經濟的沖擊仍是新興市場國家的主要措施，也直觀表明了浮動匯率制能有效降低對外貿易及離岸服務外包產出波動的功能。圖5顯示了資本完全流動（KAOPEN）的變化趨勢。該指數數值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提高而上升。KAOPEN指數的變化異常平穩(wěn)，甚至有些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在1999～2011年間從未變更過對資本完全流動管制的政策。如圖所示，三類新興市場國家的KAOPEN指數均表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其中，總體樣本的指數水平高于兩類細分樣本，而令人意外的是，金磚五國的資本完全流動水平最低，表明這些國家相對于拉丁美洲的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對外開放政策更加保守。值得注意的是，當2008年金融危機來臨時，不同于一些歐洲國家，所有新興市場國家不但沒有限制資本流動，反而呈現出明顯的逆市開放趨勢。
（二）回歸結果及分析為驗證H1～3是否成立，本文使用混合最小二乘法（PooledOLS）對模型（6）進行估計，對三類新興市場樣本數據作回歸，回歸結果呈現于表3。第（1）～（3）列是對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進行回歸的結果，由于三個指標存在完全共線性，不能同時出現在一個模型中，因此將三大指標兩兩放入模型中進行回歸，其中調整R2均在0．535以上，表明三元悖論模型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具有較高的解釋力度。在第（1）列和第（2）列中，獨立貨幣政策（MI）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無顯著影響，H1未得到支持?？赡艿脑蚴切屡d市場國家的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尚不完善，貨幣政策刺激產出增長的傳導性還未能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產生明顯的促進作用。而在第（1）列和第（3）列中，固定匯率制（ERS）與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呈現顯著負相關，系數在10％水平上顯著。H2得到支持。這一結果與Daly（1998）將對外貿易收入額作為因變量的結論保持一致，說明離岸服務外包作為服務貿易的組成部分，延續(xù)了對外貿易總體收入額的實證分析結果。在第（2）列和第（3）列中，資本完全流動（KAOPEN）與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無顯著影響。H3未得到支持。第（4）～（6）列是對亞洲新興市場國家樣本的回歸結果。與總體樣本相異的是，在第（4）列和第（5）列中，獨立貨幣政策（MI）與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呈顯著正相關，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H1得到支持。這一結果說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政策運行效果較好，對經濟產出以及離岸服務外包等對外貿易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刺激作用。在第（4）列和第（6）列中，固定匯率制（ERS）基本與總體樣本保持一致，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產生負面影響。H2得到支持。在第（5）列和第（6）列中，資本完全流動（KAOPEN）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沒有顯著影響，H3沒有得到支持。說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體制不夠完善，效率較發(fā)達國家資本市場來說比較低下，因此，資本完全流動程度高并不能給提高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帶來顯著的正面影響。第（7）～（9）列是對金磚五國樣本的回歸結果。其中，獨立貨幣政策（MI）的系數為正，但是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金磚五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性不足。但是，固定匯率制（ERS）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增長的影響顯著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浮動匯率制比固定匯率制能更好地適應國際市場波動，促進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平穩(wěn)增長。令人吃驚的是，資本完全流動（KAOPEN）的系數顯著為負，且通過1％水平檢驗。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是，金磚五國的資本市場體系尚有較大風險，盲目開放資本項目流動，不但不能提高離岸服務外包收入，反而可能加劇國際市場上的投機性熱錢流動，從而引發(fā)經濟波動。為了驗證H4～6，本研究繼續(xù)采用PooledOLS估計了模型（8），回歸結果呈現于表4。PanelA顯示的是新興市場國家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異常波動性的回歸分析結果。由PanelA可見，貨幣獨立政策和固定匯率制的異常波動率均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異常波動無顯著影響，因此，H4和H5沒有得到支持。這也許是由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失靈，因此貨幣政策獨立帶來的穩(wěn)定經濟效應沒能降低離岸服務外包波動性。而資本完全流動的異常波動則對因變量有顯著的積極作用，系數在1％水平上通過檢驗，H6得到支持。說明對新興市場國家總體樣本而言，資本流動性越高，離岸服務外包收入波動的風險越高。PanelB和PanelC分別顯示了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金磚五國的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異常波動性的回歸分析結果。兩個面板數據結果與總體樣本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完全流動性的顯著性水平較總體樣本有所降低，說明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和金磚五國相比新興市場國家總體來說，資本流動性對離岸服務外包收入額波動的影響度較低。
五、研究結論及對中國的啟示
以經銷商為主體的間客式信貸模式及其風險
經銷商既是汽車的銷售者，也是信貸風險的管理者。銀行在與汽車經銷商建立合作關系的同時，也為經銷商的信貸風險控制帶來了新的問題。
1、銀行對經銷商的選擇風險。銀行在沒有切實了解經銷商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的基礎上，僅憑經銷商存入一定數額的保險金便與其建立合作關系。經銷商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會美化借款人條件，使銀行難以掌握借款人的還款能力。
2、銀行與經銷商的利益沖突。汽車經銷商的經營目標是實現利益最大化，而銀行的經營目標是在確保信貸資金安全的基礎上獲取一定的收益，這是導致銀行與經銷商出現利益突出的根本性原因。經銷商為了獲取豐厚的售后服務利潤，便不會考慮銀行所承擔的風險。
以汽車金融公司為主體的間客式信貸模式及其風險
該汽車信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以上兩種模式中的不足，具備貸款售車程序簡單、服務到位、操作規(guī)范等優(yōu)勢。但是，由于我國汽車金融公司起步較晚，尚不具備豐富的經營經驗，并且受諸多因素的制約，從而導致其經營規(guī)模難以擴張，短時期內無法得到快速發(fā)展。然而，從發(fā)展遠景上看，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汽車消費環(huán)境的日益改善，勢必為汽車金融公司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fā)展前景，充分發(fā)揮其汽車信貸風險管理與控制的優(yōu)勢。
汽車信貸風險的防范措施
（一）建立健全內部控制機制
銀行和汽車經銷商必須加強內部風險管理，以提高防范汽車信貸風險的有效性。首先，執(zhí)行崗位責任制。貸款管理部門應當強化風險責任意識，明確風險管理的目標，將總責任經層層分解之后落實到每個工作人員身上。會計、財務、信貸管理、計劃審批、風險管理等各部門應當構建相互協調、密切配合的工作關系，對授信額度、利率、期限進行動態(tài)管理；其次，建立個人消費貸款檔案，完善資信審查和貸款簽訂手續(xù)。
遵循審貸分離的原則，對客戶進行定期檢查和監(jiān)督，并對經辦人的工作行為和工作流程進行督查，防止其出現道德風險；再次，落實企業(yè)消費貸款合同的復審制度，加強信貸合同管理，杜絕出現無效合同。重視貸后管理工作，通過建立貸款風險預警機制，掌握客戶的還款能力，將客戶違約風險降低最低；最后，建立不良貸款催收制度，信貸管理部門要準確判定已經成為風險的貸款，并加大貸款清收工作，做好催收記錄。
（二）規(guī)范汽車信貸市場
從宏觀的角度出發(fā)，為了有效規(guī)避汽車信貸風險，應當從規(guī)范汽車信貸市場做起，為汽車信貸營造良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國家政府部門以及央行、銀監(jiān)會等金融監(jiān)管機構應當加大汽車信貸市場的監(jiān)管力度，出臺和執(zhí)行完善的法規(guī)制度和管理辦法。首先，央行、銀監(jiān)會等金融監(jiān)管機構應當與政府監(jiān)管部門相聯合，構建有效的監(jiān)管體系。國家應當完善制度體系建設，改善當前無法可依、有法難依的現狀；其次，有關部門應當重視汽車金融公司的發(fā)展問題，幫助汽車金融公司遠離尷尬的經營境地，扶持汽車金融公司發(fā)展壯大，成為汽車信貸的重要主體；再次，針對汽車信貸市場現狀，應當繼續(xù)創(chuàng)新信貸模式，如汽車信貸證券化，通過豐富金融工具以創(chuàng)建新的信貸模式，合理規(guī)避信貸風險。
內容摘要：新興產業(yè)的核心技術鏈環(huán)節(jié)，將會有較多的大型企業(yè)進入，分享其利潤并構成競爭關系，其市場結構也由原先的壟斷市場結構演變?yōu)閴艛喔偁幍氖袌鼋Y構。西部作為欠發(fā)達地區(qū)，產業(yè)發(fā)展的市場、技術條件不同于發(fā)達的沿海地區(qū)，從而導致新興產業(yè)生命周期的變異和市場結構形成、演變的獨特規(guī)律。實踐證明，西部地區(qū)產業(yè)發(fā)展的市場結構模式只是市場結構范式的具體運用。
新興產業(yè)指新技術產業(yè)化形成的產業(yè)。近年來，西部地區(qū)新興產業(yè)經歷了一個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創(chuàng)新的過程，同時其市場、技術、資金、政策環(huán)境等方面都獨具特色，但它們的成長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許多新興產業(yè)的發(fā)展過程，這使西部同一產業(yè)內不同技術鏈環(huán)節(jié)的市場結構與中東部差異很大，進而使產業(yè)生命周期理論對西部新興產業(yè)市場結構喪失了相當的解釋力。
西部地區(qū)產業(yè)發(fā)展不僅僅是個微觀市場結構問題，而是關系整個西部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宏觀重大問題。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競爭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對稱理論得到廣泛認同后，市場完全競爭理論僅僅作為一種理想的但不切合實際的市場發(fā)展模式。而對于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范式的研究，實際上是關于完全壟斷范式和寡頭壟斷范式，也將成為西部地區(qū)新興產業(yè)發(fā)展模式選擇的爭論。
西部地區(qū)新興產業(yè)市場結構特征分析
西部新興產業(yè)內部層次明顯，因技術、市場、資金、人才、政策環(huán)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戰(zhàn)略環(huán)節(jié)導入期較長，形成壟斷市場結構，而非戰(zhàn)略環(huán)節(jié)分散競爭，而且不具備重要的研發(fā)技術，因此競爭力差，具體表現為：
（一）市場不確定性降低
產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的開發(fā)，能否商業(yè)化運作存在不確定性。同時缺少有關特定市場未來發(fā)展方向的相關信息，市場發(fā)展更難以預測。西部地區(qū)新興產業(yè)發(fā)展滯后于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其需求對象及市場發(fā)展方向都相當明確，因而市場不確定性減少。
（二）市場容量大
西部地區(qū)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生產力迅速發(fā)展，人們收入快速增加，國內市場規(guī)模迅速擴張，潛力巨大，同時對新興產業(yè)，國家或地方政府有資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國外產品的沖擊。
（三）產業(yè)鏈復雜
新興產業(yè)包含著圍繞特定產品或服務所開展的一系列生產或服務活動，存在上下游的鏈接關系，并形成了一個彼此緊密聯系的產業(yè)鏈網絡體系，其中支撐產業(yè)活動的關鍵技術的鏈接即核心技術鏈，它是支撐核心產業(yè)鏈運行和發(fā)展的基礎。核心元件技術是指產業(yè)中核心元件的開發(fā)與設計技術，而產品架構技術指那些在終端產品實現過程中所使用的系統設計技術和重要組裝技術（洪勇等，2007）。
新興產業(yè)內部不同技術環(huán)節(jié)市場結構的變動趨勢
西部地區(qū)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新興產業(yè)關鍵技術環(huán)節(jié)的結構性進入壁壘將發(fā)生變化，表現為：
承接產業(yè)轉移給西部帶來了巨大的技術轉讓和直接投資，但發(fā)達國家或地區(qū)努力保持技術壟斷和技術優(yōu)勢，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術。當西部產業(yè)某一環(huán)節(jié)的技術突破時，我國東部或發(fā)達國家為了繼續(xù)獲取超額利潤，將被迫轉讓部分核心技術。
資本積累不斷增加。資本短缺曾經是西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中的主要矛盾，隨著改革開放、西部大開發(fā)的不斷深入及近年產業(yè)轉移的不斷增加，西部金融形勢發(fā)生巨大的改變，一些大型企業(yè)也能夠較容易地獲得廉價的銀行信貸資金，資本約束大為減輕，部分產業(yè)甚至出現資本過?，F象。知識技術的溢出效應。知識技術的傳播、擴散及增值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趨勢，主要因為新興產業(yè)技術勢差的普遍存在，從勢位高的組織向外擴散，創(chuàng)新技術也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而不斷伸展，加上西部企業(yè)缺乏成熟的技術保護機制，加速了技術的擴散。
市場需求因素。隨著產業(yè)的發(fā)展，其商品將不斷成熟，市場容量也不斷增加，人們對該產業(yè)的技術、顧客、產品開發(fā)、競爭者情況等也有了確切的感知。另外，為了避開關稅壁壘、反傾銷及地方行政制約，規(guī)模企業(yè)可能會在西部直接投資建立生產企業(yè)，進一步提升市場的知名度及需求。
與世界先進企業(yè)相比，西部地區(qū)企業(yè)還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實現技術壟斷；它們也難以像發(fā)達國家優(yōu)勢企業(yè)那樣，生產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產品，增加用戶的轉換成本，對兩代產品實施捆綁銷售（吳照云、余煥新，2008）。因此，新興產業(yè)的核心技術鏈環(huán)節(jié)，將會有較多的大型企業(yè)進入，分享其利潤并構成競爭關系，其市場結構也由原先的壟斷市場結構演變?yōu)閴艛喔偁幍氖袌鼋Y構。而非核心環(huán)節(jié)也發(fā)生巨變，企業(yè)向集團化、集群化方向發(fā)展，競爭形態(tài)也由分散走向寡頭。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興產業(yè)市場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一）對新興產業(yè)核心環(huán)節(jié)給予大力扶持
新興產業(yè)核心環(huán)節(jié)肩負著振興西部民族工業(yè)的使命，同時頂著技術創(chuàng)新的壓力，應該受到重視，給予技術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設和完善科研基礎設施對這類企業(yè)開放的機制，加速科技資源向這類企業(yè)的流動等。西部地區(qū)的新興產業(yè)核心環(huán)節(jié)不僅是知識密集、技術密集，也是資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別需要資金和人才的支撐，如政府財政投入、企業(yè)自身的研發(fā)投入、風險投資資金等。例如廣西區(qū)政府通過完善和規(guī)范市場，完善中介服務，動員大量社會資金投入高技術產業(yè)領域。
（二）對新興產業(yè)非核心環(huán)節(jié)給予適當的引導
對于新興產業(yè)中的非核心技術環(huán)節(jié)，政府有必要對其給予及時和必要的引導，避免其低水平重復建設、無序競爭的局面，而發(fā)展產業(yè)集群是解決此類問題的一個重要選擇。產業(yè)集群，是指特定的領域里相互聯系的公司和機構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會關系和網絡基礎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結構完整，支持產業(yè)體系健全，具有靈活機動等特性的有機體系。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規(guī)劃，引導進入新興產業(yè)非核心環(huán)節(jié)上企業(yè)形成產業(yè)集聚，進而形成集群。
（三）明確市場規(guī)則
核心環(huán)節(jié)獲得的高額壟斷利潤，會誘使眾多廠商進入該環(huán)節(jié)。因此，政府要采取相應政策措施，防止產業(yè)進入成長期的混亂，如政府對特定新興產業(yè)的企業(yè)進入和退出行為作出明確的規(guī)范。對進入進行管制是為避免廠商的過度進入導致過度和低效的競爭，降低退出壁壘是為經營不善的廠商提供一條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轉移配置不當資源的途徑（楊蕙馨，2000）。
（四）加強對民營企業(yè)的扶持和引導
西部的大型企業(yè)和企業(yè)集團中國有制占據主體地位，而以國有制為主體的大公司和大集團，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產權單一，不易形成規(guī)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續(xù)發(fā)展資金的能力，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大型企業(yè)和企業(yè)集團的未來擴張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營企業(yè)卻是西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有力支撐。因此，西部地方政府應在稅收、資金、技術等方面給民營企業(yè)一定的扶持，引導創(chuàng)建合適的組織形式，拓展發(fā)展空間。
（五）推動企業(yè)優(yōu)化重組
推動企業(yè)優(yōu)化重組，強強聯合，實現優(yōu)勢互補、資源共享，增強與國際規(guī)模企業(yè)競爭的實力。國際規(guī)模企業(yè)，在各自保持自身獨立發(fā)展的同時適時進行重組與聯合，優(yōu)勢互補已成為國外企業(yè)保持持續(xù)競爭優(yōu)勢的重要戰(zhàn)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興產業(yè)，無論零部件生產企業(yè)還是整個產品生產企業(yè)，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yè)之間，技術交流合作不多，更別提重組與聯合。因此，地方政府應在促進新興產業(yè)企業(yè)之間的合作、專業(yè)化分工方面有所作為。
參考文獻：
1.吳照云，余煥新.中國新興產業(yè)市場結構演變規(guī)律探究—以有機硅產業(yè)為例[J].中國工業(yè)經濟，2008（12）
2.楊蕙馨.從進入退出角度看中國產業(yè)組織的合理化[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11）
3.陸奇斌等.中國市場結構和市場績效關系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yè)經濟，2004（10）
4.孫天法.中國產業(yè)發(fā)展的市場結構選擇[J].中國工業(yè)經濟，20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