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1-29 08:22:55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法律研究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關鍵詞：法律運行觀念法模式
人類失去聯想,世界將會怎樣？法律失去運動，社會將會怎樣？
“法律貴在運行，否則不如無法，這是法制的一條公理。法律無法運行那么即使它自身具有信用性，是善良的法律，在實踐中也只能獲得無信的名聲。”法律的目的不是存在，而是發(fā)揮作用,法律發(fā)揮作用的過程也就是法律的運行過程，或者說是法律運動的過程。法律的運動過程一般是：社會生活的發(fā)展促使國家的管理者來制訂相關的法律；國家機關通過立法程序直接制定或認可習慣規(guī)范而形成法律；經國家的權威頒布后，社會公民就按照法律的規(guī)定做事；國家管理者運用制裁方式來維護法律的權威以保證社會的正常秩序。這樣，法律就按照立法者的意圖運行。在我們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法律運行實際有兩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國家按照“社會需求”“生產”法律，第二個過程是法律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在人參與社會實際的活動中構成實際的法律秩序。在我們描述的法律運行過程中，如果國家頒布的所有法律均合乎善（good）的原則，同時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夠遵守的話，這樣的社會就是一個完全的法治社會。滿足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遵從，而公民所遵從的法律又是制訂良好的法律。
雖然理想的法律運行狀態(tài)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但通過研究法律運行的規(guī)律，尋求適當的方式來改善、控制法律運行，使其朝著正確的方向發(fā)展卻是有可能的。此種研究中我們根據法律運行中基本要素的邏輯關系構筑法律運行的框架結構，運用此種基本框架來發(fā)現問題，并解決問題。
一、基本概念界定。
在討論法律運行時，首先界定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法律運行。關于法律運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把它理解為法律實施；二是把法律運行理解為包含法律實施和立法。我們認為就語言的角度考慮第一種用法就是不科學的。運行一般指事物的一種不斷往復的運動過程，在這種運動中，事物不斷發(fā)展。而法律實施僅僅指的是法律從頒布到實施的過程，包含執(zhí)法和法律的適用以及公民對法律的遵守。法律實施不能反映法律運行的全部。法律運行不但包括法律的實施，而且包括法律的制定過程。因為只有法律從制定到實施，從實施到制定，兩個方面都包含，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循環(huán)。只有法律往復的循環(huán)運動才可以說是法律的運行。
第二個問題是法律運行討論中用到的特定用語。這些詞語涉及到，我對法律運行狀態(tài)的基本認識，所以這里先做一個交代。首先我們需要回答兩個問題：第一個，法律能不能直接決定人的行為。第二個，法律的制定是不是由立法者主觀決定的，有沒有其他的動力在主導立法者的意識。對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明確回答不能。原因在于，任何社會，法律實際都不是直接作用于社會，它必須借助于人。法律要得到人的遵守，必須有人的主觀意識的間接作用，法律的作用才可能發(fā)揮。那么促使人去做合乎法律規(guī)定的行為是什么呢？是人的意識。這種意識我把它叫做觀念法。這種觀念法不同于法律觀念，它除去無法律行為人以外任何人都有的一種指導人為法律行為（合法）的觀念。這種觀念必須是表現為主體認為是法律規(guī)則的東西。對第二個問題我們也很清楚，立法者僅僅是表述法律，法律絕不是由立法人員主觀決定的。主導他們立法意圖的是社會經濟基礎的需要，直接地說是社會的人對法律的設立和變革的要求。我把這種社會上人對法律設立和變革要求也作為觀念法的組成部分。這種觀念法主要是由于人們根據自己的第一種觀念法指導實際的行為在社會中為法律行為而形成的。人們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為行為時，自然就會從各自的不同的認識感覺到法律的不足之處、法律的優(yōu)越之處，形成對法律的評價。評價繼續(xù)升華就自然形成了對法律設立和變革的要求，這就是第二種觀念法的形成。為了便于詳細的區(qū)分，可以把第二種觀念法劃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對法律在實際生活中運用情況的評價，諸如法律何處不合理，何處優(yōu)越。第二種就是立法要求。這樣完整的觀念法就清晰了。它主要包含三個層次：一是對法律的理解，一是對法律的評價，一是立法要求。
相對于觀念法還有兩個概念，成文法和實際法。所謂的成文法是指一切國家認為是法律的法律，包含制定法和國家認可為法律的習慣以及其他國家認可的學理等等。而實際法是指成文法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法律秩序。我們可以參照美國現實主義法學關于“書本上的法律”（lawinbook）和“行動中的法律”（lawinaction）來理解成文法和實際法的概念。而對觀念法，我們可以把它稱為lawinmind。
二、法律運行的新模式
法律運行的整體過程就是成文法、觀念法和實際法的法律形態(tài)轉變過程。圖解如下：
公布認識理解
成文法社會人觀念法1（對法律的理解）
（1）
（5）
（2）
實際法觀念法2（對法律的評價）
（3）
觀念法3（立法的要求）
立法者（4）
上圖所表示的就是我對法律運行過程的勾畫的基本圖。圖主要反映了法律從成文法的頒布到社會人根據法律而具體參與實際的社會生活，把文字變?yōu)榛钌姆蓪嶋H的過程。圖中的（1）表示社會人實際參與社會生活，這種參與是根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而去參與的，即根據觀念法1。（2）表示在實際參與法律的過程中，主體的人對法律在實際社會所起的作用的一種評價，這種評價組成觀念法2，即對法律實際效果的正面和負面的評價。（3）表示在實際參與法律實踐的過程中，主體把對法律的負面的評價，根據自己的實際經驗作出的理論上升，即產生立法的要求——觀念法3；（4）表示實際的社會法律參與者，把觀念法2和3反映到立法者那里，（包含立法者主動的了解）；（5）表示立法者把觀念法2和3經過法律技術處理后，通過重新制定和修改法律，使法律更合乎實際的需要。
理解這個過程的關鍵是對三種觀念法的理解。觀念法1——人們對法律的理解――是一個很復雜的形成過程。首先，理解是和人的認識和理解能力密切聯系的，沒有認識，自然就沒有理解，認識的水平同時決定著理解的水平。在此我把人的認識水平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對文字根本沒有認識能力，自然無法理解成文的法律；二是對文字有認識能力，但是理解能力只能是普通的理解，無法從法律精神的角度來理解法律；三是對文字和法律都有很好的了解，所以能夠全面的理解法律。對第一個層次，我們說他對成文法沒有認識和理解能力；第二種，是對成文法有相對的認識和理解能力，第三個層次對法律有完全的認識和理解能力。對第一個層次的人參與法律實踐，主要不是依據成文法律，而是道德倫理規(guī)則以及經過別人思想加工的法律；對第二層次的人，他們參與實際主要是依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對第三層次的人，則是完全依據自己對法律的理解來參與社會生活的。
對觀念法2，我們也需詳細分析。對第一層次的人而言，他們的評價是直觀的依據自己的道德標準和使用標準評價，很難比較理智化的分析。譬如，一個完全沒有接受文化教育的人，自己希望把家里的菜帶到城市去賣，當到城市的時候，有人問他收各種費，他可能就會埋怨“國家怎么這樣對待農民呢，要是什么費也不收多好啊”。這就是一種對法律的負面評價。對第二層次的人而言他們對法律會有比較理智的評價，但是這種評價也受到了倫理道德的限制，很多是從實用和社會的角度考慮，同樣是上邊提到的賣菜的事，他可能就能夠理解收受各種稅費的合理性，但是當執(zhí)法人員在執(zhí)法的過程中有不合乎法律規(guī)定的情況，他可能就會說“法律對我們老百姓有用，對執(zhí)法者卻是要求不夠，法律要是能夠嚴格規(guī)定執(zhí)法的程序就好了”。對第三層次的人，他們可能對法律的評價就是更深層次的了。同樣說上邊我們談到的事，如果是一個法律專門人才，他可能就說“法律應該追求實效，應該注意對執(zhí)法的監(jiān)督和控制，不過再好的法律也是需要人執(zhí)行的，這種情況只可能改善不可能完全杜絕的”。
對觀念法3，他們同樣是不同的，這種不同類似對法律的評價的不同。即，第一到第三層次的立法要求，和他的法律評價是相聯系的，體現了不同的對法律的理解層次。認識了三個層次的觀念法，也就基本了解了法律從書面到人再到社會的運行過程了。
社會中的法律如果按照上述描述的方式在運行，那就是我所設想的法律的完美運行狀態(tài)。這種完美的運行方式，甚至可以解釋法律的產生以及他的消亡。法律的產生按照馬克思經典作家的描述，是經濟運行的要求，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結果。這是比較深層次的分析，或者說是較間接地來理解法律的產生。如果把這種分析直接化，我們可以說，法律的產生是社會人對社會的要求。而法律的滅亡也是社會人對社會的要求。雖然實際當中的法律有時是不合乎大部分社會人的要求的，特別是在奴隸和封建社會。其主要原因是法律是“惡法”，即從觀念法2和3上升到立法者意志的時候，決定如何改變是立法者的權力，立法者不是根據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是根據少數享有實際權力的人的意志。不過這種惡法在當今已經變的越來越少，多數的國家政府都在考慮法律如何體現正義，如何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
關于法律運行過程，最后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從觀念法2和3上升到立法者意志，直到法律的產生的時間大概有多長。我們認為這種上升的過程決定于觀念法表現出的立法要求的強度。如果立法要求很強，表示社會人對法律的實際運行效果很不滿意，立法的緊迫性就較強，立法速度就會慢；相反，立法的速度就會慢。當然，從法律的特性分析，任何法律都存在一個立法要求強度的不斷加大過程，最后導致法律的修改——沒有永恒不變的法律。同樣，無論這種立法要求有多強，法律的穩(wěn)定性又要求，法律的制定必須維持自己適當的效力時間。
三、法律運行的合理控制。
理論是為實際服務的，沒有實用性的理論是沒有價值的理論，我們設計法律的運行圖，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通過認識法律的運行過程和運行不能完美化的原因來控制法律。下面我們就從三個環(huán)節(jié)來分析：
第一個環(huán)節(jié)是從成文的法到觀念法1。在這個環(huán)節(jié)的正確轉化是法律正確運行的基本前提。如何正確轉化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人的認識和理解能力，二是社會人對法律的信仰問題。對認識和理解問題，我們在文第二部分已經說明了，這里我們主要要說的是法律信仰問題。簡單的說就是法律如果給人的信任度高的話，人們才愿意去了解法律。人們能“理解”法律的“苦口婆心”，才能正確的去認識法律，也才會根據法律來行為。而這種法律的信仰又是建立在法律按照社會人的要求，能夠適時的立、改、廢的基礎上。所以，控制好成文法到觀念法的過程，需要我們大力進行一般文化教育和法律教育，提高人們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能力。同時，在立法、司法中要本著“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增強法律的合理性，嚴格執(zhí)法，使人民信任社會會按照成文的法律運轉，而不是讓人民認為：立法的好壞和實際是沒有關系的，再好的法律也沒有用，因為執(zhí)法不是按照法律而為的。這也正是我們進行司法改革、提高執(zhí)法水平的原因所在。
第二個環(huán)節(jié)是從觀念法1到實際法的過程。好的法律有好的遵守，才能合乎法治社會的要求?？刂坪脧挠^念法1到實際法是法律運行控制的關鍵。假設我們社會的人對法律都有很好的理解和高的法律信仰的話，我們控制這個環(huán)節(jié)的關鍵就只有兩個：一是行為的偶然性問題，二是執(zhí)法和司法問題。對第一個問題我們是討論是比較多的，特別在刑法中關于犯罪的偶然性問題，我們這里只是照搬偶然性理論——人在好多的時候知道自己該怎么做，可是實際的結果卻和自己的本意相反。譬如過失殺人問題，行為是違背人的本意的。即使在故意犯罪中，行為人在犯罪時和犯罪后其認識的不同也體現了偶然性，如一時沖動去殺人，如果我們去探求其內心，也會發(fā)現犯罪人即使在犯罪的當時也是一種矛盾的心理，而情感戰(zhàn)勝了理智，導致自己本來不愿意的結果。這樣的例子是比較多的，這里就不一一詳述。當然偶然性問題屬于不可控制的因素，我們認識到了，卻無法控制，我們主要要控制的是第二個因素——執(zhí)法和司法。法律的不合法執(zhí)行和司法的不公正會導致人的行為變形。譬如，有人開車過收費站，本來此人按照自己對法律的理解，他會按照規(guī)定交納100元的費，向執(zhí)法人員要發(fā)票?？墒侨绻瞬灰l(fā)票只要交50的話，此人對法律的理解就會改變，他也會象別人一樣不要發(fā)票而交50元。這樣就會改變他對法律的信仰，在為其他行為的時候一樣不按照法律本身的規(guī)定，在實際參與法律時，把法律變形。由此而產生的對法律的評價和立法的要求都變形，甚至在認識法律的時候即使自己有認識法律理解法律的相對能力，也不去主動認識理解，而是用倫理和自己的“社會經驗”參與實際的法律實踐。
第三個環(huán)節(jié)是從觀念法2和3經過立法者的技術處理，變?yōu)槌晌姆?，完成法律運行的整個過程。顯然這個過程和第二個環(huán)節(jié)是緊密聯系的。如果觀念法2和3是行為人按照法律規(guī)定實際參與社會生活，執(zhí)法者也嚴格執(zhí)法的情況下而得到的，立法者要做的僅僅是把這種不同的意見分類處理，加以技術化就可以轉化為成文法的。但是由于實際的情況不是如此，這樣就對立法者提出三個方面的要求：一實際參與社會了解民意的能力，二是鑒別意見的能力，三是按照合理的立法程序立法。當不同的立法要求到了立法者的時候，立法者不是簡單的去分類處理，而是到實際中去調查各種意見的形成原因，和實際反映的是法律本身的問題還是執(zhí)法和司法的問題。進而鑒別各種意見，經過合法的程序來制定成文法。
針對上述問題我們認為：要合理控制法律運行歸根結底是要控制執(zhí)法者和守法者的觀念。人類社會的一切制度無論設計如何合理，其最終的執(zhí)行效果都取決于為有沒有高素質人的執(zhí)行。所以，改善法律運行的首要任務就是大力加強文化教育和普法力度。我國是成文法國家，文字法律在法律淵源中是主流。成文法有明確的優(yōu)點，卻因為文字以及文字表述本身而變得難于為社會大多數人理解。在公民文化素質的提高方面，國家已經采取了各種適合我國國情的措施；普法方面也力度很大。但是由于在普法的方式主要采取發(fā)放法律讀本、廣播宣讀法律條文的方式，其效果并不理想。其實，對公民的法律教育如同對學生的法律教育一樣，一味灌輸是沒有作用的。法律教育中必須采取適應需求的、能夠調動被教育者興趣的方式，譬如針對地方或者全國影響大的公民比較關心實際案件宣講法律，通過電視等媒體宣傳法律。其次，正確引導公民對法律的評價，多渠道接收立法建議。任何評價主體都基于自身的價值觀而評價，引導公民對法律的評價實際就是改變公民的價值觀。當前我國的公民道德建設實際就是對公民價值觀的一種改變，相信此類舉措一定會起到改變公民法律價值觀變化的結果；立法意見的收集應該是多渠道、常時期、系統化的。當前，對法律批評的聲音主要來自于法學家，來自普通公民的比較少，收集公民對執(zhí)法者批評意見的途徑多，收集對法律本身批評意見的途徑則很少。導致的結果就是：社會生活中，公民不是批評脫離實際的法律而是批評執(zhí)法者和守法者。執(zhí)法者為了減少自身的壓力變相執(zhí)行法律，守法者變相守法，執(zhí)法者養(yǎng)成了“違法執(zhí)法”的習性，守法者習慣了“違法守法”的方式。在收集立法意見的時間上，一般在法律制訂前收集意見，立法完成后就萬事大吉。立法機關對國家主要的法律沒有一個系統的跟蹤、反饋過程，僅在法律修改時將意見云集一起，對原有法律“大動干戈”，以此達到適應社會的目的。這種方式雖然可以存在，但是沒有及時感觸立法要求，等到法律不得不改時才改動，而不是在“不得不改”之前改動法律，使得法律權威性降低，公民的法律信仰度下降。當然，人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復雜的、最難控制的，改變觀念法是一項規(guī)模宏大、時間綿長的任務，其變化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長時間努力才可以完成。但是，可以肯定關注人的觀念、通過改變觀念法來改善法律運行要比純粹就制度改善制度更能促進法律的良勢運行。
四、正確認識法律運行模式
我們在設計這種新的模式來分析法律的運行過程時，其建立的理論基礎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基礎理論仍然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的運行導致了法律的運動。只不過，我們是從更直接的層次來認識這種法律的運動，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控制法律的運動，更好的服務社會。這種模式的提出不是對關于法律運動理論的否定，而是對其的深化和進一步的肯定。在這個過程當中，如何控制觀念法的三個層次是理論的核心，但是歸根結底這種控制需要的是我們的法律教育和執(zhí)法、司法的加強。
〔參考文獻〕：
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們出版社1997年版，頁84。
沈宗靈：《法理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頁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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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柱：《觀念法論》，載《社科與經濟信息》2001年第2期，頁38～40。
沈宗靈：《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頁309——328。
由于分類本身是無法窮盡的的特性，相對實際而言我們在此做的這種分類很粗略，無法精確反映人的認識水平。
劉作翔先生在論述法律文化的深層結構包含的三個層次時將三個層次劃分為法律心理、法律意識、法律思想體系，我們這里的分類類似于劉先生的論述。詳細可以參閱劉作翔：《法律文化理論》，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謝暉先生有關法律信仰問題有專門的論述，詳細可參閱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和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Abstract〕:TheexistenceofanyLaw(oranylegalsystem)isbasedontheoperationof
law.Thewholelegalprocessisformedthroughthemovementandinteractionamongthethreekeyelements:lawinbook,lawinmindandlawinaction.Andamongwhich,thelawinmindplaysanimportantrole.Itistheideologicalsourceforanylegislationandthecauseforlawinaction.Throughindepthanalysi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ethreeelements,
thisthesis(essay)willsetoutto:
-constructanewlegaloperationalframework
-identifytheconditionsforsmoothlegaloperationsandreasonsforlegal
breakdowns
-explorebettermonitoringandcontrollingmethods.
由于過去長時間實行的粗放開發(fā)模式，與全國多數地區(qū)一樣，云南的生態(tài)旅游資源也面臨著衰落的危機。滇西北迪慶州、麗江地區(qū)一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都在不斷加劇，我省主要旅游點大理、潞西等著名旅游區(qū)的森林植被、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問題也尤為突出。
二、云南省生態(tài)旅游法律制度現狀
云南在開展生態(tài)旅游初期，主要受到《我國生態(tài)旅游法律制度簡介》的規(guī)制，地方層面的法律法規(guī)主要是以《云南省環(huán)境保護條例》和《云南省旅游條例》為依據來開展我省生態(tài)旅游活動。所以，云南省是在全國生態(tài)旅游發(fā)展尚處于摸索階段的條件下開展生態(tài)旅游活動，必然生態(tài)旅游法律保障中會存在一些問題。
（一）生態(tài)旅游相關法律的立法缺失
總體來說，在生態(tài)旅游方面我國已經有所發(fā)展，但是在立法層面還沒有形成完善體系，現行的《環(huán)境保護法》、《森林法》、《風景名勝區(qū)管理暫行條例》《文物保護法》等并不是為生態(tài)旅游而設立的特別法。所以，隨著旅游市場發(fā)展，法律的缺失就會對行業(yè)長遠發(fā)展產生局限。因此，立足于現實需求和未來的社會發(fā)展，出臺相關《生態(tài)旅游法》就顯得尤為重要。
（二）生態(tài)旅游環(huán)境保護執(zhí)法存在缺陷
相關生態(tài)旅游執(zhí)法部門執(zhí)法不嚴，又成為生態(tài)旅游中違法違紀行為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又一主要原因?，F實情況時，我國并沒有設立專門的生態(tài)旅游執(zhí)法部門和執(zhí)法機構。而現行相關規(guī)定是：建設部門負責管理風景名勝區(qū)、世界遺產；而由文物部門承擔管理歷史文物古跡的責任；園林部門承擔起管理風景園林的責任。在這種管理部門職能和利益相互交叉的情況下，執(zhí)法權力和執(zhí)法責任呈現出分散的現象，削弱了執(zhí)法的效力，致使執(zhí)法混亂。同時，行政執(zhí)法機構本身還存在執(zhí)法不健全和執(zhí)法水平低、執(zhí)法不嚴格的問題。由于云南省某些景點位于偏遠的生態(tài)旅游區(qū)內，地理位置比較偏僻，游客量較少，運營資金相對緊缺，存在著甚至沒有環(huán)境執(zhí)法機關和執(zhí)法人員的情況，所以無人維護生態(tài)旅游環(huán)境地的環(huán)境資源的現象屢見不鮮。相關執(zhí)法人員在執(zhí)法過程中，由于環(huán)境問題致使調查取證的工作難以實施，很多的執(zhí)法人員在執(zhí)法過程中就出現了疏忽調查取證的現象，從而也無法對環(huán)境犯罪到真正的懲罰作用。
（三）生態(tài)旅游環(huán)境保護監(jiān)督和懲處力度不夠
當下，我國在懲處生態(tài)旅游違法違規(guī)的行為時，懲處法規(guī)還比較單一，處罰力度輕微，往往是局限于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恢復原狀或限期治理等。這對于生態(tài)旅游消費群的違法行不能從根本上給予懲處和教育。長期以往，缺乏健全的懲處機制作為保證，在目前我國旅游者整體素質偏低的情形下，生態(tài)旅游將難以持續(xù)發(fā)展。法律的權威在于法律的強懲罰性，針對性不強的法律制裁會導致“經濟有價環(huán)境無價”的錯誤觀念，違法成本較低必然會輕易滋生再一次的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破壞行為。
三、完善生態(tài)旅游法律保障的措施
（一）完善生態(tài)旅游法律制度
我國現今并沒有頒布《生態(tài)旅游法》，立法部門應盡快制定相關法律以規(guī)范我國生態(tài)旅游活動。同時，云南省現今也沒有專門的地方法規(guī)對生態(tài)旅游資源予以維護。建議對于生態(tài)旅游經營和管理重要問題，如環(huán)境影響評估，制定和審批生態(tài)旅游區(qū)制度，生態(tài)旅游產品開發(fā)，生態(tài)旅游資源補償制度都應在相關法律中做出明確規(guī)定。因此制定生態(tài)旅游管理特別立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應盡快提上議事日程。
（二）明確各部門的管理權加強執(zhí)法力度
擁有管理權的政府部門和經營企業(yè)之間職能不明確，是致使景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得不到有效的維護主要因素。加強執(zhí)法的具體措施中第一要務就是要設立專門的生態(tài)旅游執(zhí)法部門，賦予其具體的管轄權來管理生態(tài)景觀和生態(tài)旅游景區(qū)，這樣才能使生態(tài)旅游得到真正有效的管理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維護。同時云南省某些偏遠的生態(tài)旅游區(qū)內，應加大運營資金的扶持，避免因為沒有環(huán)境執(zhí)法機關和執(zhí)法人員而導致生態(tài)旅游環(huán)境地的環(huán)境資源遭到破壞的現象的再次出現。
（三）完善生態(tài)旅游的監(jiān)督機制
關鍵詞：弱勢群體；法律救助；福利待遇
前言
為了繁衍后代，為了中華民族的興旺發(fā)達，人們必須結婚、生育。在科學技術還未充分發(fā)達的年代，在繁衍后代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造成一部分人先天性的殘疾；為了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為了發(fā)展交通運輸，在這個發(fā)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發(fā)生生產事故、交通事故、安全事故，不可避免的會使一些人出現殘疾；在社會前進的過程中，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在市場競爭中，在企事業(yè)體制改革中，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一些企事業(yè)單位破產，一些職工會下崗；在戰(zhàn)爭年代，為了保衛(wèi)國家、消滅敵人，在當今社會，為了打擊、捕捉犯罪分子，一些戰(zhàn)士不可避免的成了殘疾人……這些人群，是我們國家的弱勢群體。因而，從廣義上看，對國家來講，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講，弱勢群體是一種犧牲，是一種貢獻，他們也是偉大的群體。
弱勢人員要看到自己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弱勢人員要看到自己的智慧、力量，要自信、自尊、自重、自強，要奮發(fā)向上，盡自己的力量，為社會作貢獻，和所有人一樣享受新時代的陽光和雨露，享受新時代的美好生活。
張海迪自幼殘疾，但她對生活、對社會充滿熱愛，對未來、對前途充滿信心。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學習文化、科學知識，學會針灸并為別人針灸治病。她學習外語，并翻譯了幾本外文書。她的精神、她的形象、她的聲音，使千千萬萬的青少年受到了教育，使千千萬萬的殘疾人的心靈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力量的火光。張海迪成了青少年的榜樣，成了青少年的楷模。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博士侯晶晶，她小學四年級就殘疾，但她以頑強的毅力，自學完小學、中學、大學課程，獲得大學畢業(yè)文憑，考取南京師范大學英語專業(yè)研究生。她為了對我們國家的教育事業(yè)作出更大的貢獻，又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取了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博士。千千萬萬的青少年也從她的事跡里得到了教育、得到了力量、得到了希望。
一艘大輪船需要無數塊材料、無數個螺絲釘才能建成，才能乘風破浪、遠渡重洋，少了那一塊材料，少了那一顆螺絲釘，輪船都不能正常航行。因而，我們不能說哪一塊材料重要，哪一塊材料不重要。每一個人的智慧、能力是不一樣的，每個人只要盡到自己的責任，盡到自己的力量，就同樣是對社會、對國家作出了貢獻，就應該同樣受到社會的承認，受到社會的尊重，就應該理直氣壯的享受生活，享受幸福。
天下人是一家，天下人是兄弟姐妹。正常人群要認識、要肯定弱勢群體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作出的犧牲和貢獻。在科學技術還未充分發(fā)達的時代，一個社會若沒有弱勢群體，這個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一個國家若沒有弱勢群體，這個國家就不可能存在。弱勢群體，由于下崗，身殘，他們在生活、學習、工作上會遇到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正常人群要給予弱勢群體更多的愛心、更多的同情、更多的關懷、更多的幫助。
電視劇《延安頌》里有這樣一個情節(jié)，當知道在劉志丹墓前燒香的大娘，是已雙目失明的劉志丹的干娘后，親自把大娘背下了山，請了蘇聯專家治好了大娘的眼病。臺灣電影《中的一條船》的主人翁嚴重殘疾，在大學學習期間受到同學們的特別照顧，同學們愛護他、關心他、幫助他，他女朋友的父母也接受了他并支持他，他最后大學畢業(yè)，成了作家。
我們的企業(yè)、車間的負責人，市、鎮(zhèn)、社區(qū)的負責人要以超過關心、幫助正常人的方式來關心、幫助弱勢群體。我們國家很多企業(yè)在招工時，也招收了一些殘疾人員、下崗人員進廠，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給予了同等的工資報酬及福利待遇，我們國家很多市、鎮(zhèn)、社區(qū)的負責人幫助殘疾人員、下崗人員自謀職業(yè)，使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暖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過上了幸福的生活。我們有些學校的老師經常利用晚上和節(jié)假日到家中輔導殘疾、弱智學生。我們整個社會，我們所有的企事業(yè)單位，我們所有的人都要關心、愛護、幫助弱勢群體，我們的大商店、飯店、我們的社區(qū)，我們的醫(yī)院，我們的娛樂、休閑場所，都要有懂得關愛弱勢群體的心理，懂得手語，對弱勢群體充滿愛心的工作人員。我們國家的企事業(yè)單位的規(guī)章制度里都要有保護、幫助弱勢群體的條例。
國家實施弱勢群體保護法。弱勢群體的生活、學習、工作、居住、醫(yī)療、養(yǎng)老應受到國家法律、法規(guī)的特別保護。除國家批準的學校、企事業(yè)單位外，任何歧視、排擠、拒絕弱勢人員的學校、企事業(yè)單位、個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紀律的制裁、道德的制裁。
國家通過義務教育法的有關規(guī)定保護殘疾、弱智學生，通過教育法，省、市、縣需設立殘疾免費（包括食宿）學校。國家通過勞動法、企業(yè)法的有關規(guī)定，保護弱勢群體的就業(yè)和報酬；國家通過稅務法的有關規(guī)定向企事業(yè)單位征收弱勢群體救助稅，對招收弱勢人員的學校、企業(yè)要減免弱勢群體救助稅，（下轉第24頁）（上接第10頁）根據弱勢群體的人數決定減免金額，弱勢人員創(chuàng)建的企事業(yè)單位，在一定期間可免收所有稅收；國家通過醫(yī)療法的有關規(guī)定解決殘疾人員的治療，省、市、縣設立殘疾人免費治療的醫(yī)療單位；國家通過社區(qū)組織法的有關規(guī)定，關心、幫助、保護弱勢群體，要有專職人員負責弱勢人員的學習、生活、就業(yè)，要有弱勢人員的檔案和家庭訪問、單位訪問記錄；國家通過刑事法、社會治安法的有關規(guī)定，使弱勢群體的生活、居住、工作、娛樂休閑、生命財產受到特別保護，市、縣政府、公安局都要有救助弱勢群體辦公室，24小時辦公，并公開救助電話；國家通過婚姻法的有關規(guī)定，使殘疾人的婚姻、家庭受到特別保護；省、市、縣設立殘疾人員、下崗職工免費培訓中心、職業(yè)介紹中心、生活救助機構，創(chuàng)建國家資助的殘疾人福利工廠。
關鍵詞：法律援助現狀人權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
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
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guī)《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wèi)視、《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qū)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xiāng)鎮(zhèn)社區(qū)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yè)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yè)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fā)展觀，圍繞服務“產業(yè)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chuàng)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
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zhí)業(yè)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
㈣發(fā)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qū)、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yè)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qū)（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
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
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社會律師承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擴大宣傳，發(fā)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xiāng)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㈠宣傳力度不足
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fā)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qū)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fā)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guī)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fā)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㈠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對法律援助的認識
法律援助既是一項專業(yè)性很強的工作，更是一項群眾工作。它直接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報紙、雜志、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和通過法律下鄉(xiāng)（如可以嘗試制發(fā)法律援助服務卡，便于群眾掌握法律援助知識）、法律咨詢（尤其要加強“12348”專線律師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詢電話服務的領域）等途徑，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戶曉，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尋求法律保護，讓社會弱勢群體及時得到法律幫助，以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到解決，進而使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并要讓關心社會進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來關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業(yè)；更要使成都市各級領導干部深刻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執(zhí)政為民的必然要求，從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黨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使為困難群眾謀利益具體落到實處。
㈡提高弱勢群體的法制觀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對象是在農村生活比較貧困的群眾和一些特殊社會群體。在調查中，筆者發(fā)現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們經濟上的貧困、知識和信息的匱乏、權利和義務意識的淡薄、缺少社會人際關系、心理中的劣勢、生理發(fā)育上的某種殘疾以及區(qū)域間法律服務資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觀因素，才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他們不知什么可為什么可不為，不知國家鼓勵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憑感情用事，無法用理性的眼光來判斷，于是出現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談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勢群體自身的法制觀念，才能使弱者成為強者，這是治本之策。
㈢積極開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使眾多的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參與進來，為法律援助事業(yè)的發(fā)展貢獻力量。
完善的法援體系，包括一個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援案件的不斷增多和復雜對從業(yè)者提出考驗同時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設定的壁壘也限制部分熱忱于法律援助的團體和個人?！稐l例》頒布以明顯的規(guī)定吸引有能力從事法律援助團體和個人從事法援工作，面對于制度設計不完善的中國法制教育，過于注重理論，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及社會經驗成為被評擊的重點，法學教育可否與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案Ｌ鼗稹痹谫Y助中國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中將法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其具體實踐中獲得極大的成功，以導師為業(yè)務指導，學生共同解決，并在《美國律師協會關于法學院的批準標準》302條e款中明確規(guī)定，法學院就鼓勵學生參加提供減免收費的公益性法律服務活動，并為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制度的形勢保證了學學院的實踐融入法援體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學生教授有效的辯護的技法，職業(yè)道德及法律對于窮人的作用（二）在為那些無法得到公正人辯護的同時，批判性的檢驗的應用法學理論。（三）改革法學教育弊端，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學生的融入無非是教學與法援的兩贏之選，除學生外，有能力的社團組織和個人也是擴寬法援人力資源選擇的范圍，部分省市下發(fā)的法援指導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學院學生和社團意見，卻鮮見實施的具體細則。此制度何參照美國英國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導師制和公益性團體有限參加，即法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援助活動，對于社會團體設定團體設定準入機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發(fā)揮個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者（如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具有較高法律理論素養(yǎng)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參與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為法律援助事業(yè)貢獻力量。
2.允許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到法律援助機構發(fā)揮余熱，從事義務性質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jiān)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們匯報工作，請他們提出意見、建議。
4.有效發(fā)揮基層攝取法律援助聯絡員、信息員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多渠道籌集資金，擴大“節(jié)流”的實體程序的設定和利用網絡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斷增強的法律援助服務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資源產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資金沒有列入政府的預算，軟、硬件建設相對于滯后。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是低經費保障機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于增長快但經濟基數較小政府收入有限，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壓力較重，通過利用常規(guī)的籌款方式滿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須充分開展社會化運作，積極拓展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會。90年3月北京就已經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內設辦公室，財務部，集資部、外交部、開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動籌集資金。
在開源的同時，采取一定保障節(jié)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導律師鼓勵確已構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辯。法援的目的性決定了追求程序和實體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對象的合法權益，對業(yè)以犯罪的對象鼓勵做有罪答辯，減少訴訟環(huán)節(jié)和調查費用。2、普及網上辦公，加強援助網絡的營造和以網絡為基礎的網上法援救助，利用網絡的覆蓋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員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開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過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伸張，實體上的改革同樣保證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資金的利用，盤活法律資源，保證社會運行的穩(wěn)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務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群眾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務水平關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筆者認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務水平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培養(yǎng)律師良好的素質和良好的職業(yè)道德。成都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律師管理工作中，應把重點放在律師職業(yè)道德、職業(yè)紀律教育和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教育上，使法律隊伍真正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
2.規(guī)范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及其其他民間組織的法律援助行為。這些部門提供法律援助必須經過司法行政部門審批，不使用政府資金，不利用法律援助從事有償服務，同時接受司法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jiān)督，保證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質量。
3.拓寬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筆者建議成都市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時，適當拓寬援助范圍，如給予老年人或高齡老人強制刑事辯護的援助，將法院訴訟費的緩、減、免真正納入統一的法律援助中來，從而使法律規(guī)定與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來。
4.推行法律援助尋訪制度。成都市地廣人雜，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勵法律援助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務區(qū)尋訪，主動調查，主動發(fā)掘案件，從而保證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獲得最優(yōu)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5.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jiān)控體系。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jiān)控體系，作為西南地區(qū)的發(fā)達城市，應當發(fā)揮西南核心地區(qū)的先導作用，盡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實際的法律援助人員綜合質量監(jiān)控體系，其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持續(xù)教育、業(yè)績考察、顧客反饋、質量評估。
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神圣而偉大的“民心工程”，作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為澤惠人民的“光彩事業(yè)”，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黨委、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市政協的監(jiān)督、支持下，必將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將跨上一個新臺階。
參考文獻：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統計表、工作總結報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簡報》第一、二、三期
3、房保國編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國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條例
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二者的區(qū)別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二者體現在不同的法律規(guī)范中。憲法的法律保留直接體現在立法法和憲法中。立法法中法律保留原則體現在第八條和第九條中，概括起來就是說在某些領域和方面，行政主體想要進行特定的活動，必須在法律授權的前提下方可進行，否則則無權進行。憲法中間關于法律保留的內容很少，甚至很多規(guī)定是與法律保留背道而馳的。例如，很多學者認為憲法中對土地征收征用需要賠償、依法納稅等公民的權利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確立，恰恰是法律保留的體現，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是看到了法律保留的一些皮毛，因為這些規(guī)定并沒有一個原則性的總括性的規(guī)定，甚至沒有辦法通過解釋來說明該原則，僅僅是列舉了需要法律規(guī)定的事項，并無直接確立該原則。這一點不得不說是立法的缺憾。舉例來說，德國法中該原則雖然也沒有明文的規(guī)定，但是一般來說學界認為德國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三款中很容易推導出來。
而行政法的法律保留原則則體現在行政法部門內的各個法律中，例如行政處罰法和行政許可法分別規(guī)定了行政處罰行為和行政許可行為的相關授權。行政機關有法可依，方能在法律允許范圍內進行行政處罰和行政審批。法律保留原則在行政法中的體現遠比在憲法中的體現要直接也要明確得多，直接體現為，法律沒有授權，行政主體不能作出行政行為。其次，兩個部門法中法律保留原則的理論基礎并不完全一致。憲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則脫胎于三權分立原則和基本人權原則。前者是說國家必須將立法、執(zhí)法、司法三權分立，政府執(zhí)法行為要受到立法活動的制約，又不能干涉司法活動的進行。這樣構建起來的政府，是權力被大大限制的政府，是憲法法律至上的政府，也是真正能發(fā)揮其各項職能，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如果立法活動不能對行政部門的行政權力進行限制，國家將會落入到的噩夢中。而基本人權學說則是法律保留原則的另一個重要基礎。為什么要進行法律保留，就是因為人民有人權，所以要保護人權不被行政主體的行政行為肆意的損害。這是很直觀的邏輯。人民的權力職能由立法機關確立并加以規(guī)范，行政機關在什么情況下都是不能破壞這一原則的。
二、結語
[關鍵詞]法律文化；現代轉型；制度層面；價值層面
由于禮治文化、地理環(huán)境、民族習尚和專制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逐漸地形成為一種獨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全球化浪潮等因素的影響，使我國傳統法律文化正在向現代法律文化轉型。本文從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型進行闡釋，并對它的源流作探討。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概念的理論界定，我國學界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法律文化即是法觀念、法意識，所涉及的只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們對法律及司法機構、法律職業(yè)家等的態(tài)度，對于解決沖突方式的選擇、政府標準以及法律價值尺度等?！?〕有學者也表述為，法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它是社會上層建筑中有關法律思想、法律規(guī)范、法律設施、法律藝術等一系列法律實踐及其成果的總和。〔2〕還有學者歸納為，法律文化是社
會觀念形態(tài)、群體生活方式、社會規(guī)范和制度中有關法律制度的那一部分以及文化總體功能作用于法制活動而產生的內容，即法律觀念形態(tài)、法律協調水平、法律知識沉積、法律文化總功能的總和?！?〕以及，法律文化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法律意識形態(tài)本適應的法律制度、組織、機構的總和?！?〕法律文化是一定社會對法或法律制度的觀點和態(tài)度的形態(tài)，包括法律意識及法律制度運行機制等方面?！?〕如此等等?？傊?，法律文化是法律實踐活動及其成果的統稱。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中國幾千年法律實踐活動及其成果的統稱，是指從上古起至清末止，廣泛流傳于中華大地的具有高度穩(wěn)定性和持續(xù)性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傳統法律文化集體本位的總體精神，無訟息爭的心理傾向，德主刑輔的理論學說，視法律為工具的價值判斷?！?〕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其演進的漫長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在世界法律史上獨樹一幟。這種公法色彩濃厚而私法屬性淡薄的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7〕
第一、在法律觀念文化上，強調“禮法合一”，“德主刑輔”，而“禮”作為一種差別性的規(guī)則體系，被奉為治國之道。其中，古代中國過分地強調刑法與刑罰的作用，而忽視了法的預防功能。而且將法讓位于倫理道德，使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以至于道德成為社會的主要調整性手段，法律只是對道德起輔的作用。
第二、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強調國家權力本位，皇權至上，權大于法，法律受權力的支配與制約。其表現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為最高法權淵源；其次，在司法上行政長官兼有司法職權，司法與行政合一；最后，在法律結構體系上，表現為公法與私法不分，訴訟法與實體法不分，形成了以刑法為核心的單一的、封閉的法律體系。
第三、在法律心理文化上，息事寧人，平爭止訟的法律心理普遍。一方面，“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造就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追求秩序和諧，從而帶來無訟的法律心理。另一方面，以家庭為本位的中國傳統社會，注重人的社會義務，而忽視個人的權利；重視集體、大局的利益，使得個體成員的訴訟必然會受到社會、家族和家庭觀念的抑制。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市場經濟觀念、經濟全球化浪潮和人們對權利的積極追求與重視的共同作用下，在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發(fā)生了轉型。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型——制度層面
（一）以刑為中心（重刑輕民）到以民為中心（民刑并重）
古代中國，法即是刑，法律就意味著刑法與刑罰，同時，刑也就是法。刑事性的法律規(guī)范不僅存在于應當由刑法予以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而且在許多民事經濟領域，刑法與刑罰也涉及到其中，使本來由民事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被烙上“刑”的印跡。這樣，整個社會基本上是以刑為中心，重刑輕民是其突出表現。從古代的一些立法實踐來看，所立的基本上是刑事類的法律，不論什么原因都可能違反刑律的規(guī)定而受到刑事處罰。特別是對民事事務的刑事化，民事活動受到極大的打擊，因而經濟的不發(fā)達是必然的。法律的高度刑事性使人們都認為法律是用來鎮(zhèn)壓民眾的，而不是用來保護人民的權利的，這種重刑輕民的傾向的基礎就是在經濟上的重農抑商。
而由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全球化帶來其他各方面的全球化思潮，使得權利觀念日益深入人心，進而導致基本理念和制度的變遷。由此導致法也不再是以刑為中心，而是以民為中心，民刑并重，刑法與刑罰是為民事領域的經濟活動而服務的，刑法與刑罰被大大地限制，其作用的范圍被大大地縮小。例如，中國目前已經制定了大量的民事經濟類法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它為中國法律以民為中心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使民刑并重得到了立法上的認可。同時，中國現在的刑事案件比重日益下降，相對來說民事類的案件的比重卻在上升，也驗證了這點。
（二）程序工具主義（低程序化）到程序正義的轉型
程序工具主義或低程序化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主要是指這種程序只重視判決的實體而輕視判決的形成過程。即使有程序的存在，也只不過是為實體服務的工具，自己本身沒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⒈實體與程序不分，中國歷來的立法重點是在實體方面，成文法典相當發(fā)達，卻沒有出現一部程序法典；⒉民刑不分，司法上沒有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嚴格區(qū)分，民事案件的審判適用刑事訴訟的程序，采取刑事手段等；⒊從案件的審理來看，沒有一套固定的應予嚴格遵守的規(guī)則，司法者可以隨意啟動和終止審判程序，庭審調查由司法者自己選擇；⒋傳統法律即使有程序性的規(guī)定，也是殘缺不全的，沒有一套封閉、有序、較為完整的程序?！?〕
中國目前的情況是程序性的立法日益完善，其突出表現是在立法實踐上有三部訴訟法的頒布并實施，另外，還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程序性法律甚至是實體性的法律，也有相當多的程序性的規(guī)范，例如，《行政處罰法》中對程序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guī)定，《仲裁法》本身就一個關于程序性規(guī)范的立法成果。同時，特別是1971年羅爾斯《正義論》的發(fā)表，對中國影響巨大，程序正義得到了空前的重視，體現了程序正義的價值。
程序正義在中國逐漸具有獨立性的價值，為公正的審判結果的產生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可以說，程序正義的觀念和做法保證了司法結果公正的實現，是因為，即使被認為公正的實體結果，由于沒有遵循嚴格的程序，也會使當事人難以認為是公正的；即使實體上不是非常公正，但遵循了嚴格的程序作出判決結論，當事人也是可以接受這個結論的，因為程序的獨立性價值日益深入到人們的基本觀念之中，程序并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不可或缺的法治因子。
（三）法律屬性的公法化到私法化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公法屬性基本上表現為法律的刑事性、刑法化和國家化，具有強烈的國家和社會的公的屬性。具體表現為：一是法典的刑法化與刑事化，國家的法律基本上表現為法典；二是刑法的刑罰性與刑罰化，法律具有高度的懲罰性色彩，其實是一種刑法和被刑法化的官僚體制組織及行政執(zhí)法等；三是民事法律也體現出刑法化的色彩，使民事法律刑法化，進而呈現出非民事化傾向。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刑事性的社會原因中最關鍵的既不是商品經濟的不發(fā)達，也不是社會的古老，因為當時所有國家都是這樣的，最重要的社會原因是中國的國家權力觀念發(fā)達，而且這并不表明中國法律文化的落后性，只是透視出這種法律文化的公法性國家政治性?！?〕
法律文化的公法屬性向私法屬性的轉型，是中國法律發(fā)展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國法律更加趨向于私法化，謝懷栻先生說過：“法國民法典是19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德國民法典是20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我希望中國民法能成為21世紀初世界有影響的法典”?！?0〕例如，中國制定的法典基本上是民商事法律，最突出的例證是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表明中國法律的走向正在向私法化發(fā)展；在司法上，人民法院審理的絕大多數是民事類的案件，而且有增加的趨勢，其比重越來越大，而刑事類的案件卻剛好相反，這樣中國法律文化對外所體現的則是更多的私法性。
（四）法律體系的封閉性到開放性
中國的傳統法律體系是非常封閉的，突出表現為法律的高度法典化，而法典化的體系造成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系的減少，這更加劇了法律體系的封閉性傾向。原因大概有：⒈經濟上中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能夠實現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與外界的交流與聯系必然的減少，理所當然體現在其法律體系上是與外界的聯系較少，另外小農經濟屬性也造就了法律體系的封閉；⒉政治上的高度專制，導致這種環(huán)境下的法律與法律體系必然與之相適應；⒊中國地理環(huán)境相對較大，這為人類的生存和繁衍生息提供了基本環(huán)境；⒋中國特有的宗法制度與宗法組織的封閉性，特別是家國一體化加劇了它的封閉性；⒌儒家思想成為古代中國唯一的思想淵源，思想上的封閉性導致法律體系的封閉性是必然的。
中國當前的法律體系正在逐步向開放性邁進，特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法律體系的開放性趨勢越來越強。其重要原因表現為：⒈經濟上不是自然經濟，小農性的色彩也趨于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市場經濟的建立，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開放型的經濟，這為法律體系的開放性提供了經濟基礎；⒉政治上更加趨于民主，形成民主的基本條件是開放，也與法律體系的開放性相契合；⒊由于中國地理環(huán)境的封閉性是不可能改變的，可是中國采取的措施是進行全面與全方位的開放與交流，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法律文化上，促成了法律體系的開放性的生成；⒋中國的封建專制體制與對人進行封建統治的宗法制度和宗法組織基本上是消失了；⒌中國的法律思想也在朝多方位的發(fā)展，而不是以前單純的儒家倫理化的思想束縛著人們，取而代之的是法律思想的多元化，從而導致法律體系的開放性。
（五）司法與行政的不分到司法獨立
中國古代司法與行政的合一突出表現為司法行政一體化，即司法的行政化?！?1〕還有學者認為：“每一個官員不論中央行政機關還是地方行政機關的首腦，都擁有司法職權，官僚政治體制中的每一個機構都負有天生的職責來處理案件”?！?2〕主要體現在：⒈組織機構上傳統中國的司法行政難以區(qū)分，中央雖有司法的專門機構，但要受行政的限制和制約；⒉司法主體上沒有專門的司法人員，司法只是行政人員的職權之一；⒊司法權不是由特定部門來行使，同一級部門都有司法權。
章太炎提出了一系列的手段與措施保證司法獨立，而且在《》中作出了明確規(guī)定。司法行政一體化到司法獨立，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我國的現行憲法規(guī)定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其中《人民法院組織法》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guī)定。同時，我國也從制度、物質保證、職業(yè)資格等方面作出了司法獨立特別是法官獨立的具體規(guī)定。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現代轉型——價值層面
（一）從法律集團本位（義務本位）到個人本位（權利本位）
中國古代社會從本位的角度來說是“集團本位”時代，這種本位在古代中國有著深厚的基礎，它極可能會對個人的權利進行干預和干涉，甚至淹沒個人權利。因而，從一定意義上說，集團本位主義的實質就是義務本位和權力本位，與法律屬性的公的性質密切相關。這種義務本位的擴展，最大的后果就是對個人權利的無視甚至毫無顧及地侵犯，進而不利人們對權利的進取，于社會與個人等都是不利的。
中國現代社會開始重視個人權利，并正向權利本位擴展，無論是從主體抽象人格及財產權的絕對保護，還是對個人隱私權和精神利益在制度上的確認，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上得到充分體現。這種本位觀念的提出和推廣，對人們積極地創(chuàng)造財富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其本身就是對人的尊重，體現了一種人文主義關懷。例如，中國目前的立法基本上是權利性的立法，確認和保護各種權利及各種權利的行使，最為注目的是物權法的起草與制定，這本身就是確認權利歸屬，以及對權利，特別是對私權利的保護，從而鼓勵了人們對財富的進取心，促進了社會的健康發(fā)展。司法上，越來越多的訴訟案件是一些民事類的案件，要求對權利的確認和保護的占絕大多數。總之，權利本位呈現出“權利化”傾向，并且日益強烈。德國學者耶林曾說過，為權利而斗爭這句話深深地印證了權利本位的合理性。
（二）從法律的倫理化到理性化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倫理化，并非指中國傳統法律的全部內容是倫理性規(guī)范，或者說所有的倫理規(guī)范都是法，而只是表明，儒家倫理支配和規(guī)范著法的發(fā)展，成為立法與司法的指導思想，法的具體內容滲透了儒家倫理精神?！?3〕這種倫理化的產生不是偶然的，而有一定的原因，主要表現為：⒈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結構是其產生的經濟原因；⒉宗法制度具有深厚的土壤和悠久的歷史；⒊儒家思想為其提供了牢固的理論基礎；⒋封建統治者對父權、族權特殊作用的經驗總結?！?4〕同時，這種倫理化的思想在司法領域表現為司法人情化，它主要表現為：⒈司法審判案件時按“君臣之義，親子之親”的道德原則去衡量而不是首先查清事實，分清是非；⒉司法判決不是首先尋找法律依據，而是考慮是否符合人情化的道德；⒊司法者經常受當事人的情感、生活狀況等因素的影響。
中國目前正處在倫理化向理性化的轉型的過程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提出以后，人們處理各種事務基本上根據法律的規(guī)定。倫理化的道德雖然不能完全被消除，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減少。中國制定法律的本身就是對倫理化道德的否定，使中國社會中法治因素與理性化的因子增多，全社會呈現出一種理性化的良好態(tài)勢。這反映到人們的思維中則是更多的理性，而非非理性和倫理化的道德。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并不說道德并沒有任何作用，只是中國目前的法律正在呈現出理性化的趨勢。
（三）從法的精神的人治化到法治化
法的精神是指構成法的各種關系的綜合與抽象，也就是法的質的規(guī)定性，這種規(guī)定性直接決定于法的意志，意志具有專制性，也具有民主性；前者表現為人治，后者表現為法治〔15〕。人治在本質上來說所體現的是擁有極權的個人或極少數人的意志蘊含這種意志的法既是極權的一部分，又是維護極權的工具，從政治上構成了一種專制的模式?！?6〕這主要表現為：⒈人治在政治上的表現的不是民主和，而是專制；⒉人治并不是沒有法律，法律只不過是實行專制的工具而已，是通過法律進行專制的統治；⒊人治通過法律來對社會進行控制，但法律并不是社會的權力基礎，是國家機器的工具，表現為權大于法；⒋古代中國社會的人治表現出高度化的極權。
中國向法治化的轉型也是很明顯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這種趨勢得到了較大的發(fā)展。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后來被載入我國的憲法，這種法治觀念與方法被提高到了憲法層面，同時也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司法實踐中，法官的基本觀念也正在向著這一方面發(fā)展，他們運用法治的思維對案件進行審理，所得出的判決結論必然是法治化的結論。我國現在的法治既包括硬件性質的法治，也包括軟件性質的法治，前者是依據法治的精神而被奉為的法制原則以及由這些原則所決定形成為制度的法律內容及表現方法；后者是法治精神，即對法律至上、權利平等觀念的認可和應用。中國目前的法治正在重視這兩方面的內容，但更重要的是對法治精神的培養(yǎng)與塑造。
（四）從法律價值由“無訟”到正義
古代中國人“無訟”，“賤訟”，并不是真正地對訴訟本身的鄙視，而是害怕訴訟，厭惡訴訟，其原因為：⒈不體面的訴訟有辱人格的訴訟程序；⒉官司（不管輸贏）會導致“結仇怨”，“乖名分”等不良后果；⒊訴訟中易受訟師撮弄敲詐，不得不低聲下氣屈己求人?！?7〕概言之，古代中國人是以自己的利害為出發(fā)點，而不是對訴訟本身的道德或者價值評價為出發(fā)點而去無訟?！?8〕從宏觀層面看，“無訟”的原因有：⒈地理環(huán)境的封閉性與農耕文明；⒉小農經濟和重農抑商的經濟因素；⒊宗法文化與宗族組織制度；⒋思想文化淵源是中國文明的法自然；⒌無訟的社會根源是家國一體的政治體制；⒍政治根源是和諧與穩(wěn)定。超級秘書網
目前，中國的法律價值取向正在向正義與公平的方向發(fā)展。例如，中國現在的立法需要遵循法定的立法程序，這種程序并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保證立法正義的必然性的措施，只有通過這種立法程序制定出來的法律才是正義與公平的法律。因此，從價值層面來說，立法的過程就是對立法正義的永恒追求的過程。司法實踐中，具有正義觀念的法官越來越多，其法律思維也具有正義的因素，特別法官對個案的審理與判決的本身，就是一個對正義與公平的追求的過程，是在動態(tài)的過程中實現法律的個別正義，通過正義化的程序審理案件所得到的結果也應該具有正義性，法官對每個案件的正義的不斷的實現，在整個社會的范圍來看，最終也可以達到全社會一般正義的實現?？偠灾?，通過法律來實現正義是我們的一般經驗，對法律的制定和對法律的運用其實就是不斷地實現一般正義與個別正義，在共同的協調中實現最大優(yōu)化的正義與公平。這種公平與正義的觀念與精神在現在的中國正在廣泛地傳播，逐漸滲透到廣大民眾的日常思維中。
綜上，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在制度層面和價值層面發(fā)生了現代化的轉型，為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法律文化上的精神支持，進而為判例法在中國的生成和發(fā)展奠定了文化基礎，在宏觀上對中國實行判例法提供了法律文化環(huán)境，從而加速了判例法之中國化進程。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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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是公民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我國早些年在城市實行的是公房租賃實房分配政策。根據產權單位的不同，公房又有國家直管的公房和單位自管的公房以及經營單位托管、代管的公房。近幾年隨著危改項目的逐步推進，老舊公房都被列入拆遷改造區(qū)進行拆遷，危改中往往涉及到公房承租人資格及補償對象問題，由于相關法規(guī)不多，容易帶來公房承租人變更、拆遷補償安置引起的矛盾。
1、公房拆遷中承租資格及補償糾紛解決機制
現實生活中由于公房拆遷補償是一筆數額不小的款項，公房承租人的家庭內部在具體的利益分割上存在著極大的爭議和激烈的矛盾，政府公房管理部門為少惹麻煩，通常以逃避的方式拒絕對公房租賃糾紛作出正面的回應。這樣一來當事人自己不能達成協議，政府公房管理部門又拒絕，當事人只好通過向法院的方式解決。通過向法院的方式解決，首先就有幾個問題：是民事訴訟呢還是行政訴訟，誰呢，案由是什么，這還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提起不同的訴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因直管公房租賃引發(fā)糾紛的受理問題的意見》（2003年11月27日京高法發(fā)[2003]350號）規(guī)定因直管公房租賃引發(fā)的各種糾紛，既有民事法律性質的爭議，也有行政法律性質的爭議，應區(qū)別對待。對于直管公房承租人與政府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在履行直管公房租賃合同過程中，因違反合同規(guī)定的房屋保護、維修、房屋租金交納、承租人變更等權利義務發(fā)生的糾紛，作為民事案件處理。對于直管公房承租人死亡后，承租人的共同居住人對政府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依職權變更直管公房承租人提起的訴訟作為行政訴訟處理。該意見針對公房承租人及其家庭成員與政府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發(fā)生爭議的情況。對于家庭成員內部的糾紛，家庭成員所達成的家庭協議的內容或效力產生的爭議則屬于另外的法律關系，需要另行提起單獨的民事訴訟加以解決。那么在同時存在家庭成員之間的爭議和某些家庭成員與政府公房管理部門在承租人資格問題上發(fā)生爭議的，這兩個爭議或訴應當如何處理呢，分別單獨提起，一并提起，還是只需提起一個，在提出一個訴的時候，是提那一個訴呢，這些都需要結合具體案情選擇對當事人最有利的訴訟方案。
2、公房承租人資格認定
主要問題涉及到老人承租單位或其他公房并長期居住、子女早年和父母一居，分家后搬出公房遷到其他住處，但現住房條件達不到房改標準，也有子女雖買了房但依然住在父母承租的公房里，還有父母過世后子女中一人或數人繼續(xù)居住公房，但沒有到房管所變更承租人的。北京近幾年城市建設發(fā)展快速，危舊改造涉及面廣，承租公房很多都面臨拆遷，但根據北京市相關規(guī)定承租公房被拆遷的，承租人可以得到相應補償。這一來公房租賃、拆遷補償等法律問題糾纏在一起，導致家庭糾紛，影響和諧和社會穩(wěn)定。解決承租人資格問題是處理拆遷補償安置的前提，公房拆遷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分配，首先面臨的是公房承租人資格認定問題，依照不同情況，需要進行公房承租人資格確定的有這樣一些情況：1、原承租人仍然健在的一般不發(fā)生承租人變更，補償對象當然還是原承租人；2、承租人依法變更，變更后的承租人為新的公房承租人，在拆遷中取得補償獲益權；但這種情況下會發(fā)生不符合規(guī)定的變更而侵害成員利益的情況，被侵權的其他家庭成員可以請求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撤銷原變更，政府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拒絕變更的，當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依法予以撤銷；3、原承租人去世后公房由其共同生活的部分家庭成員繼續(xù)居住，因為沒有拆遷補償的問題一直沒有辦理變更。由于拆遷補償涉及較大的利益分割，家庭成員之間在變更承租人的問題上出現不同的意見。公房承租人資格應當如何認定呢，一要根據承租公房的實際居住情況和繳納房租的狀況來決定，二是原承租人死亡或者外遷后與其共同居住的家庭成員繼續(xù)居住該房屋并向政府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繳納房租的，是與政府公房管理部門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公房租賃關系，實際居住的家庭成員成為事實上的公房承租人。由于沒有變更公房租賃登記，其公房承租人身份不明確，容易受到其他當事人的質疑，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承租人應當向政府公房管理部門申請確認或變更。政府公房管理部門經審查認為符合北京市有關公房承租人的條件的應當予以變更，符合公房承租人條件而政府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不予變更的，當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決變更。在法院做出變更判決并生效后，當事人可據此向政府公房管理部門或直管公房經營管理單位申請變更。根據規(guī)定，申請變更公房承租人的須滿足以下基本條件：1、原承租人死亡或外遷；2、與原承租人為同一戶籍；3、是原承租人的家庭成員；4、與原承租人共同居住二年以上；4、沒有其他住房。
二、公房承租法律關系不能等同于一般租賃合同法律關系
直管公房租賃關系是具有公益分配性質和特殊關系，這種租賃關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租賃關系。在直管公房租賃關系中，承租人的資格、租賃的期限、租金的標準、出租人的權限、出租方與承租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都由政府有關部門統一規(guī)定，出租人和承租人的意思自治的范圍被壓縮到極小。政府公房管理部門具有民事主體和行政主體的雙重身份，同時具有民法上的出租人和行政法上的行政管理人的雙重角色。在直管公房租賃合同關系中，涉及房屋保護、維修、房屋租金交納糾紛時，房管所以一般民事主體的身份出現，與承租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相應地該案件也應當作為民事案件處理。但在涉及審查當事人承租資格的關系中，房管所以行政管理者的角色出現，履行行政管理的職權，相應地，案件應當作為行政案件處理。由于直管公房的管理單位具有民事主體和行政主體的雙重身份，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扮演不同的法律角色，因此，在直管公房租賃糾紛中如何準確把握法律關系的性質以及公房管理單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對于當事人正確維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公房的拆遷補償方式及補償款的歸屬
確定了公房承租資格后，拆遷補償款的歸屬問題就容易解決了。首先須明確一點：公房是國家財產，不能作為私人財產被繼承?！侗本┦谐鞘蟹课莶疬w管理辦法》(市政府令第87號)的第二十八條中明確規(guī)定，拆遷市和區(qū)、縣人民政府所有、并指定有關單位管理的公有住房(以下簡稱直管公有住房)的，直管公有住房應當按照房改政策出售給房屋承租人。房屋承租人購買現住公房后作為被拆遷人，由拆遷人按照被拆遷房屋的房地產市場評估價對被拆遷人給予補償，政府對被拆遷人不再提供經濟適用住房。被拆遷人住房超過房改政策規(guī)定標準的，拆遷人應當扣除超標部分的補償款中屬于應當上繳財政或者返還原售房單位的部分，并分別上繳或者返還?！稐l例》第二十七條規(guī)定：拆遷租賃房屋，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賃關系的，或者被拆遷人對房屋承租人進行安置的，拆遷人對被拆遷人給予補償，被拆遷人與房屋承租人對解除租賃關系達不成協議的，拆遷人應當對被拆遷人實行房屋產權調換。產權調換的房屋，由原承租人承租，被拆遷人應當與房屋承租人重新簽訂房屋租賃合同。本條規(guī)定了解除租賃協議的處理方式：由拆遷人對房屋所有人進行安置；未解除租賃協議，但對拆遷事宜協商一致的，由拆遷人對所有人補償，由所有人對承租人進行安置。拆遷當事人三方權利義務是明確的。本條還規(guī)定了被拆遷人與承租人對解除租賃關系達不成一致協議時的處理方式：為保障承租人的權益不受損害，實行產權調換，被拆遷人與原承租人就新調換的房屋簽訂協議續(xù)租。本條款充分體現了民事活動中主體平等的原則。公房承租人對于所承租的公房只有居住和有限處分權。公房承租人對于所承租的公房的權利也不能以繼承的方式轉由其繼承人享有，只能通過變更的方式轉由符合條件的繼承人或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享有。公房承租人也不可以遺囑的方式對所承租的公房作出實體的處分。如果公房承租人以遺囑的方式對所承租的公房作出實體上處分的，該處分屬無權處分，在有權限的公房管理單位給與認可之前，該處分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根據《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規(guī)定，拆遷補償的受償方為被拆遷人，即被拆遷房屋的所有權人。存在公房租賃關系的情況下，被拆遷人也就是公房租賃關系中的出租人只有在與從承租人解除租賃關系或對承租人進行安置后才能獲得補償。在被拆遷人對承租人進行安置的情況下，不存在對承租人的金錢補償問題。但在解除租賃關系的情形中，被拆遷人通常以向承租人支付一定的金錢作為買斷承租人承租居住權的對價。
承租的公房面臨拆遷或由承租人領取拆遷款后，在家庭成員之間如何分配成為目前面臨的一個法律問題，尤其是如何確定享受拆遷款分配人資格、如何在具備分配款項的成員之間確定分配比例，拆遷款是否遺產，自管分房與房改政策之間的關系能與影響承租人的權利等，司法實踐中往往出現承租人更名后，先前的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是否可以分得拆遷補償款，由于現行法律對類似問題沒有規(guī)定，導致糾紛難以得到妥處，就此，長期承辦公房承租案件的專業(yè)律師通過案例，為您提供相關參考。
案例一：孫子？女兒？去世職工的單位公房誰繼承
楊先生于1995年10月來石家莊投靠其在某廠工作的祖父母，并在石家莊市落戶。因楊沒工作也沒住房，于是就和祖父母、姑姑共同居住在祖父單位分給的公房中。1996年5月楊先生祖父母相繼去世，姑姑搬出另住。1997年楊的祖父所在單位出售其生前所住公房，因當時情況緊急，廠方允許楊代表其祖父購買此房。1999年某房產公司搞開發(fā)，楊所住其祖父房屋被拆遷，房產公司給楊補償費數萬元，楊的姑姑知道后，認為此房款應歸她所有，其理由是她父母也就是楊先生的祖父母去世后，只有她有權繼承父親生前所住公房。楊先生則認為他是祖父生前的共同居住人，根據我國《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規(guī)定，楊有權以共同居住人的身份繼租所住公房，繼租關系形成后，便可以自己的身份購買此公房，因此，楊對房屋享有所有權。那么到底楊先生和他姑姑誰更有權繼承此房屋的所有權呢？
張生貴律師認為：楊先生引用《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規(guī)定來說明他對房屋的繼承權，這種說法不對。該條例是調整私房租賃關系的法規(guī)，而本案涉及的是城市公有住房出售，應當適用我國城鎮(zhèn)住房體制改革過程中的有關法律、法規(guī)和政策?！冻鞘泄蟹课莨芾硪?guī)定》第28條規(guī)定：“承租住宅用房的，承租人在租賃期限內死亡，其共同居住2年以上的家庭成員愿意繼續(xù)履行原契約的，可以辦理更名手續(xù)?！边@說明作為繼租關系中的共同居住人至少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家庭成員，二是共同居住2年以上的家庭成員；三是辦理更名手續(xù)。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才能享有基于租賃關系產生的相關權利。楊先生顯然不具備共同居住人的身份，自然不能行使相應的權利。楊先生與其姑姑發(fā)生的爭議，屬于我國城鎮(zhèn)住房體制改革中在出售公房過程中出現的情況。根據國家房改政策和《出售公房暫行辦法》規(guī)定，要購買單位出售公房，需具備2個條件：一是本單位職工；二是具有常住戶口。楊先生不是該單位職工，不能購買其祖父的單位住房；而且楊祖父所在單位態(tài)度也很明確：楊只是代表楊家行使權利，并沒有認可楊某的購房權。該辦法同時規(guī)定：“購房人去世后，由其繼承人或受遺贈人繼承相應的權利義務?！币来艘?guī)定及大量司法實踐證明，購買公房已成為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如果權利人去世，則成為遺產性質的權利，由其法定繼承人或受遺贈人依法定程序行使。根據《繼承法》的規(guī)定，只有楊某祖父的繼承人才有權利購買該住房，楊某作為第二順序繼承人無權以所有人的身份獨占、處置代表其祖父購買的公房。無論從租賃關系，還是從繼承關系看，楊某都無權以自己的名義購買該房，更無權擅自處分該房。楊的行為只是一種或墊付行為，不能必然取得本案訴爭公房的所有權。對于楊某現得的房屋補償款，在扣除其墊付房款后的余額應當作為遺產，在楊某姑姑等法定繼承人中間依法分割。
案例二：公房拆遷安置款是不是遺產？
法院給出明確意見，公房拆遷款系遺產，應按法定第一繼承順序繼承。
眾所周知，公房是不能作為遺產來繼承的，那么公房的拆遷安置款能否作為遺產來繼承呢？近日，天津市和平區(qū)人民法院對魯氏三姐妹同胞兄弟魯某繼承案件的判決對此作出了明確的答復。
邢某生前與早年去世的老伴魯老先生共有四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多年來邢某一直承租一間公房。2004年9月底樓房拆遷，邢某的兒子魯某代母親與拆遷安置部門簽訂了房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并領取了拆遷部門給付邢某的房屋安置補償費13．87萬元。國慶節(jié)期間魯某用13．2萬元置換了一套公房，房屋承租人寫在了自己的名下。12月初，邢某病故。由于對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款的處理意見不一，邢某的三個女兒把自己的同胞兄弟魯某告上了法庭，要求依法繼承母親邢某名下的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款。邢某的另一個女兒明確表示放棄繼承權。原告在法庭上氣憤地表示，魯某私自處分母親的拆遷款，用母親的錢“購買”房屋，承租人還寫在自己的名下，在母親尚未過世的情況下就剝奪了母親的住房權利，違背了母親的意愿。她們認為，母親既然已經去世，房屋拆遷安置補償款作為母親的遺產，她們當然有權依法繼承。
[關鍵詞]：合伙民事主體團體性
合伙,早在公元前18世紀的古巴比倫《漢穆拉比法典》中即有明確規(guī)定。此后,在羅馬法及后世法律中均作為一種重要經營方式予以調整。在中國,也早在西周時期就有了關于合伙的規(guī)定。此后,作為一項民間經營方式,也歷來被廣泛運用。就企業(yè)形態(tài)而言,合伙只是作為一種從私人獨資企業(yè)向公司發(fā)展過程中誕生的過渡性經營方式而存在,但是,隨著公司制度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建立和完善,合伙不僅沒有被取代,反而日益發(fā)展、成熟,成為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公司、獨資企業(yè)并存的市場主體基本形態(tài)。然而,盡管如此,合伙的法律地位卻一貫尷尬,處于一種無可歸屬的境地:民法只規(guī)定了自然人與法人兩種主體,組織體形態(tài)的合伙只能歸入無權利能力的非法人團體中去,自然就沒有民事主體地位了。在合伙(企業(yè))作為市場主體基本形態(tài)廣泛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的現實情況下,經歷了漫長的非“人”(指民事法律上的“人”,即民事主體)待遇后,原本在大陸法系各國民法典中無主體資格的合伙(企業(yè))紛紛以各種方式取得了獨立主體地位。而追求實用的英美法系的主要國家英國、美國等國也逐漸確立了合伙的第三民事主體地位。因此,盡管在多數國家的民法典中尚未確立合伙的主體地位(即賦予其權利能力),但合伙的主體資格問題卻已不再成為問題。
在我國，合伙則是近幾年才興起的。隨著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的推行，國家法律和政策確認城鄉(xiāng)個體經濟的合法地位，允許其存在，促進其發(fā)展，個體經濟隨即以其強盛的活力而蓬勃發(fā)展。最初，是在城鄉(xiāng)涌現了大批農村承包經營戶和城鎮(zhèn)個體工商戶。后來，資金聯合的要求推動了自然人（主要是兩戶）共同出資、合伙經營的萌發(fā)。合伙這一形式由于有利于集中資金，共同經營，共擔風險，因而樂于為人們所采用?，F在，合伙經營已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一種重要的合作經營組織，近幾年崛起的私營企業(yè)中不少就是以合伙的形式出現的。合伙經營的范圍也愈來愈廣，合伙涉及的領域愈來愈寬，從農副產品加工、農業(yè)種植與養(yǎng)殖、運輸、服務業(yè)、建筑、商業(yè)，以至到目前的合伙承包企業(yè)、合伙租賃企業(yè)（承包或租賃的企業(yè)可以是集體的，也可以是國營的）等，均采取了合伙的形式。然而即使在《合伙企業(yè)法》早已出臺多年的今天,合伙(企業(yè))獨立的主體地位卻仍然爭議不斷,倍受質疑。究其原因,首先應歸咎于立法上的模糊規(guī)定;其次,應歸咎于學界對國外立法與理論上模糊乃至錯誤的認識;最后,我國在法制現代化過程中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立法實踐與理論的同步移植也導致了我國立法與理論上的體系矛盾。因此,在立法不夠明確,理論尚待厘清的狀況下,探討合伙的法律地位絕非空談,而實是維系合伙順利發(fā)展、完善市場主體建設的務實之舉。要做到這一點至少需要具備以下條件:其一,正確區(qū)分合伙,明確作為組織形態(tài)的合伙(企業(yè))的團體性;其二,重新界定民事主體的要件,論證合伙能否成為民事主體。
一、合伙的概念與特征
（一）合伙的概念：
合伙是依法設立、由各合伙人訂立合伙協議，共同出資、合伙經營、共享受益、共擔風險，并對合伙企業(yè)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營利性組織。我認為合伙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合伙包括營利性合伙、非營利性合伙及臨時性合伙。狹義的合伙專指營利性合伙。所謂營利性合伙是指由兩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上根據共同協議而組成的營利性非法人組織。合伙由合伙合同和合伙組織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構成，前者是對合伙人有約束力的內部關系的體現，后者是全體合伙人作為整體與第三人發(fā)生法律關系的外部形式。
（二）合伙的特征：
1.合伙是以合伙協議為成立前提的?！睹穹ㄍ▌t》第31條規(guī)定：“兩個以上的公民按照協議，各自提供資金、實物、技術等，合伙經營、共同勞動的稱為個人合伙”。在這里，合伙協議被規(guī)定為合伙的首要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合伙就是一種協議，即合伙人為達到共同日的而在協商、自愿基礎上達成的協議，質言之，合伙的首要特征便是單個公民的聯合，即人合。合伙協議不僅是合伙成立的前提和基礎，而且也是合伙人權利義務的依據，并成為司法機關處理合伙債務糾紛的依據。民法上的協議可以是書面協議，也可以是口頭協議，《民法通則》的上述規(guī)定并未明確是書面協議還是口頭協議。目前的經濟生活中，有不少合伙人因感情甚好、關系密切而在成立合伙時不締結文字協約，僅憑“君子協定”互相約束，日后一旦發(fā)生糾紛，便因無據可查而難于裁判，因此合伙協議應當提倡采取書面形式。當然，如果盡管客觀上沒有訂立合伙協議，但實際上已經形成事實上的合伙關系，相互都有出資，都參與了合伙經營，都分配了利益，在發(fā)生糾紛時還是應當認定為合伙，不能僅因沒有合伙協議而否定合伙的事實。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50條有規(guī)定：“當事人之間沒有書面合伙協議，又未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核準登記，但具備合伙的其他條件，又有兩個以上無利害關系人證明有口頭合伙協議的，人民法院可以認定合伙關系。”
合伙協議一經訂立，便對各合伙人產生法律約束力，各合伙人依合伙協議而享受權利，履行義務，承擔責任。由于合伙均建立于合伙人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礎上，所以非經合伙人全體同意，不得隨意修改合伙協議，不得隨意退伙，不得隨意轉讓自己的出資。若合伙人需轉讓出資，則其他合伙人在同等條件下應享有優(yōu)先權。若需增加新的合伙人，也需經全體合伙人同意。合伙的這種帶有一定人身性質的信任關系，正是合伙作為自然人的聯合體本質特征的體現。
2.合伙人必須共同出資。合伙人的共同出資作為合伙組織的價值形態(tài)表現，是合伙得以進行合伙經營事務的物質前提。所謂共同出資，就是各合伙人為了共同經營的需要，各自將自己擁有的資金、實物、技術、勞務等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合伙人的出資數額可以是均等的，也可以是不均等的。出資種類不限，既可以是實物形態(tài)的，如房屋、資金、設備、工具等；也可以是無形財產，如勞務、技術以至信譽。技術既可以是專利技術，也可以是未經專利登記的專有技術，還可以是一技之長的某種技藝。此外，債權、商標使用權、商號使用權也可作為合伙人的出資?？傊?，只要其他合伙人同意，出資方式幾乎可以說是沒有限制的。出資種類是隨著合伙的不斷發(fā)展而愈趨豐富，也反映著合伙代表了較高層次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
合伙出資構成合伙財產，各合伙人對合伙財產享有平等使用權，且合伙人的經營權利不因出資多少而不同。
3.合伙必須由合伙人合伙經營、共同勞動。合伙是一種共同經營、共同勞動的關系，在共同出資的前提下，各合伙人均應直接以自己的行為參與合伙經營，這是合伙在經營方式上的重要特征。如公民之間沒有在共同需要、共同目的和共同利益之下的共同勞動與共同經營，便不構成合伙關系。例如一公民將其房屋出租給某甲，某甲以此房屋為出資與某乙合伙開辦一飲食店，則某甲與某乙為合伙人，而該公民不參與飲食店的經營，只收取租金，便與某甲、從乙之間不存入合伙關系，而僅有與某甲之間的租賃關系。
4.合伙人必須分享利益，并對合伙債務負連帶責任。合伙經營的利益是合伙人共同追求的，合伙人共同出資、共同經營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分享合伙經營而帶來的利益。每個合伙人對合伙事務和合伙效益都是至為關心的，因為合伙經營的盈虧及利潤大小都是與合伙人的利益直接相關的。合伙的利益分配方式依合伙協議執(zhí)行，一般按出資比例劃分，合伙期間如出現意外事故等風險，其所受損失由合伙人共同負擔。合伙的對外債務由合伙人連帶承擔，即對合伙經營所欠之債，債權人可向任一合伙人追償，而受追償的合伙人不能拒絕，包括不得以自己的份額為由進行抗辯。
二、合伙組織民事主體論
關于合伙組織是不是民事主體，是一個歷來有爭議的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兩種觀點：
（一）、合伙是不具備民事主體資格。支持這一觀點的理由主要有：合伙本身不是民事權利主體，不具有法律直接授予或實際承認的獨立的民事權利能力；合伙本身不具有獨立的財產；合伙不能獨立地承擔民事責任。
（二）、合伙具備民事主體資格。支持這一觀點的理由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合伙的財產共同共有，相對獨立。因為合伙人在合伙關系存續(xù)期間，對于全部共有財產不分份額地、平等地享有所有權，實際上失去了自由支配、處分個人出資財產的權利，只有在合伙散時，才能對合伙財產主張相應的權利。個人合伙財產的這種相對獨立性，足以使其成為民事主體。因為財產自是作為民事主體的必具條件。個人合伙，它既然能夠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一方來處分商品所有權，就說明享有財產權，即使這種財產權不是獨立的所有權、經營權而是由合伙的應有份額所合成的共有權也并不影響其民事主體資格的成立。
2、合伙具有相對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能力。合伙作為一個組織實體，是以自己相對獨立的合伙財產為基礎開展各項經營活動，并以這些財產承擔債務和責任，只有在合伙財產不足以補償合伙債務和虧損時，才由合伙人以自己其它的個人財產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即合伙組織承擔的是直接責任，合伙人承擔的是補充責任，因此，合伙組織具有相對獨立承擔責任的能力。
3、國外民事立法先例表明，部分國家確認了合伙的民事主體地位。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并沒有規(guī)定合伙為法人，由于合伙幾乎適用有關法人的一切規(guī)定，后來，法國不得于1978年重新修訂《法國民法典》，通過新的立法澄清舊法含混的規(guī)定，明確宣布合伙為法人；美國《統一合伙法》賦予了合伙獨立法律實體地位。我國應借鑒國外的民事立法先例。
4、賦予合伙獨立民事主體地位是合伙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為適應進入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需要，正式確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確了法人的主體地位。從而打破了自然人作為唯一主體的格局。法人被法律確定為民事主體歸要結底是由法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所決定的。當前，由于合伙本身的特點和經濟形勢，決定了合伙在社會生活中會發(fā)揮巨大的作用，賦予這類組織民事主體資格，不僅有利于維護合伙組織及債權人的權益，而且有利于國家對其進行必要的管理與監(jiān)督，從而確保社會經濟的穩(wěn)步發(fā)展。
5、合伙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對于任何法律制度來說，無論它在立法中是否承認，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法律都將賦予一定的人、團體、機構和組織以法律人格，否則，他們無法在社會中以自己的名義進行活動?，F代法律只賦予了自然人和法人以人格。但從邏輯上講，并非不可能將法律人格賦予其他團體，如合伙。法律人格的構成要素來看，合伙完全符合相關要求，因此，合伙也應成為民事主體。
三、現代意義上的合伙應屬于獨立的民事主體
在現代社會，合伙這種聯合經營方式并沒有因法人等高級聯合經營方式的出現而走向衰落，相反，無論是在發(fā)達國家，還是在發(fā)展中國家，都出了蓬勃發(fā)展之勢。而合伙之所以如此發(fā)展，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夠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化而變化，其典型代表即是注重團體性的合伙的出現。這種新的類型的合伙，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具備了意志單一性，組織整體性，行為統一性，財產獨立性等特點，已完全符合團體性人格的標準，因而應屬于民事主體。但這種民事主體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法人，而是一種獨立的民事主體，它的出現必將會打破原有的民事主體二元制結構的體系。第一，合伙已形成了單一的意志。我國民法通則規(guī)定，“個人合伙的經營活動，由合伙人共同決定”，由此可以看出，合伙的對外決策已不再是合伙人的個人意志，而是全體合伙人的共同意志。（即使由單一的合伙代表人所做出的決策，同樣也是反映了了全體合伙的共同意志，因為其代表權是由全體合伙共同決定的，是以全體合伙人的共同意志為基礎的，其個人的行為只不過是共同意志的反映形式。）同時，在一定情況下，這種共同意志又被抽象為單一意志。當然，并非所有合伙的共同意志都會被抽象成為單一的意志，其共同意志未有被抽象成單一意志的合伙并不具有團體人格。第二，合伙具有整體性特點。如個人合伙可以起字號、刻圖章，可以在銀行或信用社開設賬戶，可以以自己的名義申請注冊商標，可以成為獨立的納稅單位，并可以以自己的名義、應訴，所有這些合伙都是以整體性質的組織出現的。第三，合伙行為具有統一性。如各合伙人可以委托一名或數名合伙人執(zhí)行合伙事務，執(zhí)行合伙企業(yè)事務的人，對外代表合伙企業(yè)。并且，依法已經委托一名或數名合伙人執(zhí)行合伙企業(yè)事務的，其他合伙人不再執(zhí)行合伙企業(yè)事務。對于不參加執(zhí)行事務的合伙人，只是享有監(jiān)督檢查權。第四，合伙的財產相對獨立。合伙可投入的財產，由合伙人統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經營積累的財產，歸合伙人共有。但這種共有，并非合伙人財產所有權的簡單合并，而是在合伙存續(xù)期間，合伙人對于全部財產不分份額地、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管理權。合伙人實際上已失去自由支配、處分其個人出資的權利。只有在合伙解散時，才能對合伙財產主張相應的權利。同樣，作為具有團體人格的合伙，其所形成的團體人格會對合伙人的權利做出了一定限制。如合伙人不得自營或者同他人合作經營與本合伙企業(yè)相競爭的業(yè)務，合伙人不得人事損害本合伙企業(yè)利益的活動等?？傊?，合伙已具備組織團體人格的所有特征。由于具有團體性特點的合伙既不同于自然人，又不同于法人，因而應確定為第三民事主體。
四、能成為民事主體的合伙的范圍界定
由于現代社會合伙存在形式的多樣性，并非所有的合伙都具有團體人格，只有具有團體性的合伙才是民事主體。判定是否具有團體性的主要標準在理論上體現為：意志的單一性、組織的整體性、行為的統一性、財產的獨立性。如果將這些理論具體為法律規(guī)定，我認為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依法定程序成立，并經當地主管部門登記核發(fā)營執(zhí)照；2、有自己的名稱或字號，并以其對外進行民事活動；3、可以自己的名義應訴；4、有自己的負責人，并由負責人進行相關的訴訟行為，其行為對全體合伙具有法定效力。5、合伙目的的營利性。當然，團體性質的合伙同時還應具有一般合伙所具有的特征，如共同出資、共同經營、共負盈虧、組成人員多數性等基本特征。依此標準，商事合伙，包括兩合公司、無限公司、合伙企業(yè)等都應屬于具有團體性特點的合伙，應當第三民事主體。其它的以營利性為目的、并且符合上述條件的合伙也屬于第三民事主體。隱名性合伙、臨時性合伙、非營利性合伙等不具有團體性特征，應排除在第三民事主體之外。
當然，合伙要成為民事主體，最終還需要法律的確認。但法律只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反映。只要社會存在符合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在其需要制度認定的情況下，法律就必須適應其需要，而不應人為的設置阻礙。“法律原本是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每一項法律制度都應該積極發(fā)現和承認合理的社會存在而不是人為設線控制之?！?/p>
五、結束語
我們在考慮是否應承認某種組織的民事主體地位時，必須和實際經濟生活的需要結合起來。隨著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及人的自由權利的擴大，其形式也越來越多。合伙以其自身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可能成為一類獨立的民事主體，但合伙作為與獨資企業(yè)，公司并駕齊驅的一種經營方式。為了方便經濟活動的開展，保護合伙人和合伙組織及相對人的利益，便于國家對其監(jiān)督，民法承認合伙組織的民事主體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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