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3-03-17 18:01:49
序言：寫作是分享個人見解和探索未知領域的橋梁，我們?yōu)槟x了8篇的中西文學比較論文樣本，期待這些樣本能夠為您提供豐富的參考和啟發(fā)，請盡情閱讀。
一、研究對象和方法
1.研究對象
初等教育中的體育游戲教學。
2.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的目的和內容的需要，收集有關初等教育中體育游戲方面文獻資料，并閱讀相關的書籍、文件，了解本研究的發(fā)展情況，為本研究提供理論和方法依據。
二、結果與分析
1.初等教育中學生的基本特征
（1）小學生的身心特征。小學生的身體各器官、系統(tǒng)都生長發(fā)育得很快，他們精力旺盛、活潑好動，模仿能力比較強，但是在學習活動中開始時勁頭很足，卻往往虎頭蛇尾，不能持久地堅持。
（2）初中生的身心特征。初中學生正值十四五歲，心理學上稱這一時期為“少年期”，是介于童年期（小學）和青年期（高中）之間的過渡期。此時的初中學生正處于少年發(fā)育期，亦叫做青春早期，這個階段他們身心迅速發(fā)育。
2.初等教育中體育游戲教學現(xiàn)狀和存在問題
體育教師對體育教學中運用體育游戲來提高教學質量還是比較重視的，學生的身體素質、集體榮譽感、思想道德、學習興趣等方面都因此獲得很大的提高。就學生而言，非常喜歡在體育教學中教師運用體育游戲進行教學，并且相當多的同學喜歡參與到體育游戲中并會主動地協(xié)同教師組織游戲，并且希望一節(jié)課中出現(xiàn)好幾個體育游戲[1]。然而，有些教師不太重視去更新體育游戲方面的知識，由此造成了游戲教材形式上的單調，使得游戲缺乏趣味性，學生對體育游戲不能表現(xiàn)出應有的熱情，這樣體育游戲教學效果顯然大打折扣。
3.體育游戲教學的利
在體育游戲教學中，通過練習形式的變換、情境的創(chuàng)設，一方面可激發(fā)學生對練習的興趣，促進教學任務目標的實現(xiàn)，另一方面又可使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達到提高素質、增強體質的效果[2]。在體育課中，教師下達教學任務后，每個學生的目標就成為合作小組的目標，于是每個小組的每個成員為了小組的利益，相互協(xié)作，相互幫助，共同完成任務。為了完成某一個游戲任務，每個小組成員都承擔著互補且有內在關聯(lián)的角色，以使得小組責任具體化。如“搶物過獨木橋”，游戲方法是學生抱起眼前的排球（一次抱球數不限），在平衡木上通過，把球運到指定圈內，1分鐘內看哪一組放在圈內的球最多。這個游戲中有策劃人，有聯(lián)絡員，有小裁判，還有檢查者、觀察員等，上述這些角色對于高質量的合作學習來講十分重要[3]。
4.體育游戲教學的弊
體育游戲是一種教學手段，因此在運用的過程中，它必須蘊涵一定的教育價值，承載一定的教育功能。游戲的教育價值也不知不覺流失掉了，這樣的體育游戲不僅起不到應有的教育教學效果，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師生關系，淡化體育教學的價值。在組織體育游戲的過程中，體育教師不僅僅是組織者，更是游戲的監(jiān)督者。在上課之前要根據學生的年齡特點選擇適合他們身心發(fā)展的游戲，因為游戲中，不同學生的身體所能承受的生理負荷也是不一樣的。
三、結論與建議
體育游戲在體育教學中科學靈活地運用，能夠使學生在娛樂中學習技術，在游戲中鍛煉身體，是發(fā)展學生基本素質的較好手段。體育游戲運用不當、監(jiān)督不力，容易導致學生身心負荷過重，發(fā)生運動性傷病和意外事故。
一、體系建構
本書在體系建構做了有益的嘗試：結構嚴謹、脈絡清晰、經緯交錯、歷時梳理與共時比較錯落有致。本書宏觀結構呈現(xiàn)——總分的放射性結構。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總體論述了中西文化精神，而這正是中西文學價值觀比較的前提。然后以第一章為中心，以功利、教化、真實、審美、心靈這五個維度的比較并列射出隨后五章的內容，構成本書五個主要的論域。對于這種結構作者強調“這五個維度的分別只是為了理論闡釋的方便而做出的區(qū)分，在具體的理論語境中，它們往往有很強烈互補性與互文性，且都最終指向人的心靈，致力于理想的人的生命境界的構建，從而形成了中西傳統(tǒng)文學價值觀的動態(tài)系統(tǒng)。”[1]P9這個動態(tài)系統(tǒng)橫貫中西，縱穿古今，讓人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里追問文學的價值和思考人生的意義。本書各章的結構都遵循體-面-線-點縱深推進結構。首先，中西比較之“體”都被平鋪到中西文學價值觀這兩個“面”上，每個“面”都有自身的縱線，旨在由古及今歷時梳理演變路徑，橫線溝通中西兩個“面”旨在中西價值觀念共時之比較?？v線是由對各個歷史時期文學價值觀念論述的“點”串聯(lián)而成，橫線都是由兩個點構成，即中西方價值觀念的交集點和分歧點。呈現(xiàn)經緯交錯但清晰有序的網狀結構。其次，中國文論這個“面”的縱線的開端追溯到幾千年前有文字記載的源頭，以先秦、兩漢、魏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順序依次而下，但終端限制在之前。因為“只有把范圍限制在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大規(guī)模沖撞和融合之前，才能從一個比較純粹的角度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痹谑崂碇校瑢ν瑫r代的無論是儒道主流文化，還是一些非主流的思想學派這些“點”，作者都進行了細致地剖析，發(fā)掘了豐富而多維的價值觀思想。但在西方文論這個“面”的開端追溯到西方哲學思想的源頭古希臘羅馬，依次涵蓋了歷史各時期，直達現(xiàn)代的終端，力圖全面地呈現(xiàn)西方文學價值觀的真實面目。最后，各章縱線和橫線的數目不等。縱線的數量表示在本章維度上梳理文學價值觀的層面數目，橫線數量代表橫向比較及結論歸納的次數。
二、方法意義
本書采用多項式平行研究的方法，對中西傳統(tǒng)文學價值觀都分別進行了縱向的梳理和橫向的比較，分析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學價值理論，在連類舉似、充類至盡、集思綜斷下得出堅實的結論。通過比較，不僅尋求到中西文學價值觀的共性也發(fā)現(xiàn)了兩者突出的個性。以本書第三章中西傳統(tǒng)文學價值觀教化之維為例，“教化說”和“凈化說”分別屬于中西傳統(tǒng)文學價值觀關于文學道德價值目的的不同表述。首先，作者梳理了中國教化觀念古今的演變；然后，作者梳理了西方的凈化理論；最后，在對教化和凈化理論進行縱向梳理后，又通過橫向比較歸納出二者的同異。兩種理論在文學的教育維度上價值指向是相通的，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文學在兩個層面上發(fā)揮著價值功用：從社會層面講，文學有利于理想國家的政治統(tǒng)治；從個人層面講，文學有助于理想道德人格的塑造。兩種理論的文化差異在于：儒家的“詩教”理論更注重對文學道德意義的強調；而西方更傾向于通過詩來宣泄情感、疏導欲望、凈化心靈來獲得道德意義。這樣的研究方法使我們對中西“教化”與“凈化”理論各自的歷史演進與彼此同異有了清晰的認知。以點窺面，本書所有章節(jié)都立足于跨文化比較的視野，通過列舉大量的例證進行歷時與共時的比較，得出堅實的結論。本書不僅解讀了“真”“善”“美”“自由”“超越”等核心價值觀念，而且以功利、教化、真實、審美、心靈這五個維度梳理了中西傳統(tǒng)文學價值觀歷史演變和生成語境，彰顯了致力于理想生命境界之構建的精神價值本質，探求了可資當代文學研究借鑒的理論資源。本書縱穿古今，橫貫東西的比較研究方法是對比較文學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厄爾邁納曾呼吁比較文學應該具有一種真正的跨文化的視野，并且援引“燈塔下面是黑暗”這句諺語說明只研究自己國家的文學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另一座燈塔來照亮自己，而“中國的燈塔則可能給美國的研究帶來光明。”[3]P36同樣，西方的燈塔也會給中國的研究帶來光明。這本書同時點亮了中國和西方的燈塔，并在彼此的異彩紛呈和交相輝映中使文學的星空更加璀璨。劉象愚認為：“對歷史上互不關聯(lián)的批評傳統(tǒng)的比較研究，例如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比較，在理論的層次上比在實際的層次上導出更豐碩的果實……對于屬于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作家和批評家的文學思想的比較，則或許能揭示出某些批評觀念是具有世界性的，某些批評觀念限于某些文化傳統(tǒng)，某些觀念只屬于特定的文化傳統(tǒng)……因此對于文學理論的比較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所有的文學。本書正是如此，首先，通過在理論層次上的比較，尋求到中西文學價值觀共同的理論模式。例如本書第六章論述到中西方傳統(tǒng)價值觀在心靈之維德第一個層面即文學的心靈平衡與宣泄功能上是極為一致的，無論是中國的“發(fā)憤著書”還是西方的“憤怒出詩句”都體現(xiàn)了創(chuàng)作主體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實現(xiàn)在現(xiàn)實中難以實現(xiàn)的理想和愿望，以詩文的形式表達自我生命的價值和獲得情感的滿足。其次，本書還發(fā)掘了屬于中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學價值觀念。例如本書第四章論述中西傳統(tǒng)價值觀真實之維時，作者指出盡管真實是中西傳統(tǒng)文學價值觀對于文學的共同要求，但雙方在“真”的維度上不僅有交集，還各有顯著不同的側重點：中西文學的邏輯起點有“本于心”和“本于物”之區(qū)別；在價值取向上有“情真”和“事真”之不同；在意境創(chuàng)造上有“虛實相生”與“逼近自然”之異等。中西文學價值觀在匯集中雖會有交融，但更會有碰撞。在碰撞中會更加加深對雙方各自特點的理解。如果只知其一，等于一無所知，唯有在跨文化比較的廣闊視野里，通過對比才能使雙方各自的特點更為清晰。恰如王向遠所說：“即使通過比較不容易找到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詩學‘通律’，但可以通過比較，來發(fā)表、表達現(xiàn)代學者個人對文學問題或其他文化問題的看法，或者通過比較來加深對中西文論某些側面、某些特點的理解和認識。”[5]P186綜上所述，本書正是通過對中西價值觀多維度地深入比較分析，不僅使我們更科學地認識和把握我國和西方傳統(tǒng)價值觀的體系特征，而且通過，致力于建構一個現(xiàn)代的、科學的、多元的文學價值理論，彰顯了比較詩學的重要意義。此書之所以彰顯了比較詩學的重要意義，是因為研究者有廣闊的視野、國際的角度、比較的自覺意識、關鍵的是能超脫本民族文化體系的模子，站在更高的層次上來探求人類文學的共同規(guī)律。并且在探討中，“考慮到不同文化和不同時代在信仰、自尊、偏見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差異，力求跨越歷史、跨越文化、去探求超越歷史和文化差異的文學特征和性質、批評的觀念和標準，否則，我們便不應從整體上去談文學，而只能談孤立分散的種種文學，不應當從總體去談批評，而只能談孤立分散的種種批評?！币舱蛉绱?，法國著名的比較文學研究者愛金伯勒教授早在上世紀60年代即預言：“比較文學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比較詩學。”
三、獨特之處
【依托項目】該論文也是安徽省質量工程項目“英語專業(yè)綜合改革試點”（項目編號：2013zy08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H3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06-0105-01
一、外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yǎng)的必要性
隨著科技、經濟和多元文化的發(fā)展，跨文化交際能力越來越受到教育界的重視，不論是哪種類型或層次的外語教育，培養(yǎng)學生跨文化意識和跨文化交際能力都是至關重要的教學目標。趙芳分別對河南大學、鄭州師范學院和瓊州學院的學生展開問卷調查，調查發(fā)現(xiàn)，學生的國外文化知識主要來自于外語教學，其中50%的學生表示也經常通過媒體了解外國文化，19%的學生表示經常和學校的外交接觸，17%的學生偶爾參加文化活動或培訓，8%的學生偶爾參加駐華外國機構的活動，3%的學生與學校外交以外的其他外國人接觸。97%的學生從未去國外旅游、探親或游學。外語教育責無旁貸地承擔著國家未來跨文化人力資本的語言與文化教育的重要任務。課程是教學的內核，鑒于此，本論文聚焦于“大學英語精讀”和“美國文學” 兩門必修課程，從微觀層面探討跨文化交際能力“滲透式”培養(yǎng)模式的具體應用。
二、“精讀”和“美國文學”中的文化滲透
跨文化交際能力框架由意識、知識、能力、態(tài)度和素養(yǎng)五部分組成。“滲透式”模式是將跨文化能力培養(yǎng)主線貫穿每一個教學環(huán)節(jié)，滲透到學生的個體發(fā)展中，形成完整的跨文化能力培養(yǎng)體系。
“大學英語精讀” 課程是專業(yè)基礎模塊的第一門課程，總學時最多，貫穿整個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因此抓好這門課程文化教學的合理滲透對整個專業(yè)建設至關重要。我們分別整理出各單元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yǎng)內容，將其與該單元語言點緊密融合進行教學。這些內容具體包括中美教育中的交流與獨立、中美談話方式的差異、中美銀行發(fā)展及特點、說說中美偵探小說和間諜形象、中美思想文化淵源、說說“天人合一”、 自然對人的精神與性格的作用（中美對比）、說說儒教和基督教對“人性”的理解、犬儒主義與老莊思想、認識及中美對犯罪的懲治、希臘神話故事和中國神話故事、中國俠士與西方騎士、透視中國民族政策與西方種族政策、美國的獨立革命與中國的、文明與欲望等。
“美國文學”在我校是第四學年第一學期開設的一門專業(yè)必修課程。該門課程以陶潔主編的《美國文學選讀》（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為教材，我們精心設置第一文化課堂和第二文化課堂，構建跨文化語境，提供文化信息和開展文化體驗。第一文化課堂每個單元結合文學文本進行一定程度的中美文學、文化比較，包括富蘭克林道德倫理觀的中國淵源、愛倫?坡與魯迅小說創(chuàng)作之比較、愛默生與中國當代文學、陳小青與《霍桑探案集》、《白鯨》中的辯證法、梭羅與海子、葦岸、朗費羅詩歌對中國新詩的影響、馬克?吐溫的中國情節(jié)、從《海上扁舟》反思人文主義、舍伍德?安德森作品中的老莊思想、村上春樹對菲茨杰拉德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福克納與莫言作品比較、白先勇與田納西?威廉斯、阿瑟?米勒對當代中國戲劇的意義等。第二文化課堂包括學習匯報表演（以辯論賽、詩歌朗誦、演講、戲劇形式）、“我說名著”讀書報告會、自習古希臘古羅馬神話故事和圣經故事（制作PPT展示）等。
You Hongyan
【論文摘要】在英語教學實踐中，很多學生常把英漢文化等同，忽略了文化的差異，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許多誤區(qū)，阻礙了外語水平的提高，影響了教學效果。語言、文化和社會是密不可分的統(tǒng)一體。而語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在英語教學中，讓學生了解中西文化差異，豐富文化背景知識，對于英語語言的學習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化是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稱，是在一個社會漫長的形成演變中產生和發(fā)展的產物；而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要真正學會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所體現(xiàn)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掌握此語言的精髓。我們教師在教學中應逐步滲透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理解與把握。英語教學大綱指出，外國語是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獲取世界各方面的信息、進行國際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學習一門外語的過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對方國家文化背景知識的過程。
下面先來看一個對白：一個外國人稱贊一個中國人Your wife is beautiful ， 中國人用where ? where ? ( 哪里? 哪里?) 來回答，于是外國人說:From head to toe (從頭到腳都美) ，中國人又謙虛地說:Not to be seen ，not to be seen (不見得，不見得) 。這樣的對話顯然是由于說話方對中西方社會習俗差異的不了解而引起的。在美國，稱贊對方或對方的家人是很重要的一種社交習慣，被人們稱贊時，要表示樂于接受并愉快地感謝，不要急于否認或自貶，也不應表現(xiàn)得扭捏不安。而在中國，聽到別人的贊美總要謙虛一下，因為這是中國的傳統(tǒng)美德! 因此如果不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差異，在英語學習和用英語進行交際時，就會產生誤解和歧義，不能得體地運用語言，以致鬧出了笑話。
就文化差異的內容來說，涉及面非常廣，從中西方的文學、音樂、美術、雕塑、建筑風格和人們的衣、食、住、交友、娛樂、節(jié)日等風土人情到日常見面問候、稱贊、致謝、道歉等生活習慣，還有中西方各自獨特的委婉語、禁忌語乃至體態(tài)語言等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有時對待同一個詞匯、同一個手勢、同一句話，英美人與中國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樣。所以，我們的英語教學幾乎是從第一天起就開始接觸中西方兩種文化的差異。通常有詞匯的文化內涵差異：如ambition（野心）一詞，本身具有褒貶兩種含義。我們常用其貶義表示“野心勃勃”，而美國人卻常取褒義表示“有雄心壯志”；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人以謙遜為美德，中國人在待人接物，舉止言行總考慮溫文爾雅，通常會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過獎）來應酬，這往往會讓說話者感到你在懷疑他的判斷力；抑或是用“Where? Where?”來回答，弄得外國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對隱私的界定差異：如中國人表示關心的“你去哪兒？”（Where are you going？）和“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語中就成為刺探別人隱私的審問監(jiān)視別人的話語而不受歡迎；稱謂上的差異；由于這種文化上的差異，造成學生的簡單理解。同樣還把漢語中習慣上稱呼的“張醫(yī)生”、“王護士”稱為Doctor Zhang，Nurse Wang。英語中稱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如 ：在中國稱中年以上的人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在西方，“老”卻意味著衰朽殘年、去日無多，因此西方人都忌諱“老”、都不服“老”。在美國老人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社會里，老人們養(yǎng)成了堅持獨立的習慣。所以美國的老人都不喜歡別人稱其為老人（elderly people），在美國都用“年長的公民”（senior citizens）這一委婉語來指代老人。
對于別人送來的禮物，中國人往往要推辭一番，接受以后一般也不當面打開。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對于別人所送的禮物，一般都要當面打開稱贊一番，并欣然道謝。 ( Thank you ，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在講英語的國家，談天氣是很保險的搭話方式，如:——Lovely weather， isn’t it? 又如：中國人也喜歡用“去哪?。俊贝蛘泻?，如果和你的外國朋友說“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人會不太高興，有甚者會說“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著嗎？）”。還有禁忌話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明顯的禁忌話題要數“How old are you？”。對于中國人來講可能覺得很正常，可是對于說英語的國家人來講他們更注重“個人隱私”，因此多半情況下，他們會告訴你“It’s a secret.”
由此可見，文化差異的確是英語教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更進一步說，在我們進行英語教學時，學生好比是整個建筑，文化是建筑風格，語言是建筑實體，而老師就是建筑設計師。學生對中西文化差異的了解程度，直接決定著學生能否自如得體地運用英語的能力。而且在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因素，還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yǎng)，賦予語言以情感色彩，使學生帶著趣味情感學習，這樣學生對所學語言材料的印象就會深刻而牢固，理解也會透徹而容易，那么在教學中，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筆者認為：可以在課堂上結合課本介紹詞匯的文化內涵，教師在語言教學中應該有意識地總結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詞匯和習慣用語。例如red 一詞，無論在英語國家還是在中國，紅色往往與慶?；顒踊蛳矐c日子有關，紅色象征著激情。但在英語中的紅色還意味著危險狀態(tài)或使人生氣，如red flag (引人生氣的事) 。加強中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感謝、謙虛、贊揚、表示關心 、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覺自然地滲透到英語教學中。
在課堂上，同學們可以交流與角色表演，教師可以讓學生收集一些有關國外文化方面的資料，如畫報、雜志、圖片等，研究不同國家人民的服飾、裝飾、發(fā)型等，使他們在這一過程中了解不同的文化。課外活動的形式更是多樣化，可以讓學生欣賞或學唱英文歌曲。誦讀英文詩歌，排練英文短劇。利用多種渠道、多種手段，吸收和體驗異國文化?？梢允占恍┯⒄Z國家的物品和圖片，讓學生了解外國藝術、歷史和風土人情；運用英語電影、電視、幻燈、錄像等資料給學生直觀的感受，使學生對英語的實際使用耳濡目染。向學生推薦閱讀體現(xiàn)外國文化的簡易讀本，以增加對英語文化的了解；邀請中外“英語通”作中外文化差異方面的專題報告；組織英語角，英語晚會等，創(chuàng)設形式多樣的語言環(huán)境，加深對文化知識的實際運用。
總之，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注意語言教學，而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及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參考文獻
[1]戌林海. 翻譯與文化背景知識. 外語教學與研究.
[2]張蓉. 大學英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知識的滲透. 南通航運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報.
[3]羅明燕. 論大學英語教學中跨文化交際能力提高策略. 重慶科技學院學報.
[4]張紅玲. 跨文化外語教學.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5]劉道伍. 漢英文化對比與語言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 池州師專學報，2001
［關鍵詞］ 西方現(xiàn)代主義； 東方文化； 文學批評； 東西交融
一、“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關系
在某種程度上，西方現(xiàn)代主義可以說是東西方文化交流達到一定程度后結出的藝術碩果。作為“對西方藝術乃至對整個西方文化某些傳統(tǒng)的有意和徹底的決裂”［1］167 ,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頻頻出現(xiàn)描寫東方物品和人物、表現(xiàn)東方詩學和宗教、借鑒東方藝術形式和技巧的現(xiàn)象，說明導致現(xiàn)代主義與傳統(tǒng)“決裂”的思想不僅源于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澤等西方思想家對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質疑，也源于傳入歐美諸國的東方物品和典籍所帶來的直觀啟示和思想沖擊。王爾德筆下的“莊子”、龐德詩歌中的“觀世音”、普魯斯特小說中的“中國瓷器”、T.S.艾略特詩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國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詩歌中的“五絕七律”形式、喬伊斯小說中的“漢字書寫”模式、弗吉尼亞?伍爾夫創(chuàng)作中的“觀物取象”實踐、本雅明思想中的“猶太教卡巴拉傳統(tǒng)”、蘇珊?桑塔格美學觀念中的“靜默”、雷克思羅斯詩歌中的“禪意”、瑪麗安?摩爾詩歌中的“中國繪畫”之道……所有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對東方文化的自覺意識、主動汲取和積極融合。
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對東方文化的表現(xiàn)主要有兩種方式。其一，瓷器、絲綢、帷幔、水墨畫、茶葉、扇子、家具等富有東方情調的物品或簡筆勾勒的東方人物隨處出現(xiàn)在作品之中，有意無意地描寫想象中的東方意象和東方形象，營造出浪漫虛幻的意境或意猶未盡的神秘氛圍；其二，基于創(chuàng)作者對中國哲學、文化、社會制度、藝術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體構思自覺透射出東方思想，通過形式技巧、敘述視角、人物風格、主題意境等多個創(chuàng)作層面，或隱或顯地表現(xiàn)出基于東西方藝術交融之上的全新創(chuàng)意。這兩種表現(xiàn)方式的差異主要源于對東方文化的觀察視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對東方物質文化的直觀感知，其作品側重以意象方式隱喻對東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后者根植于對東方精神文化的內在領悟，其作品從多個方面表現(xiàn)中西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相融，比如龐德的詩歌。當然，兩種表現(xiàn)形式的界線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時候它們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現(xiàn)代主義對東方文化的表現(xiàn)得益于“東學西漸”的進程。以“中學西漸”為例，幾千年中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漸催生并促進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
一方面，自秦漢開始，中國的陶鼎、陶鬲、青銅劍、絲綢、服飾、瓷器、茶葉等物質文化產品通過商品貿易和文化交往活動傳入世界其他國家。在17、18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貿易活動的推動下，中國的瓷器、繪畫等文化產品開始大量進入歐洲市場。中國物品不再是歐洲皇宮貴族手中的珍稀寶物，更多的歐洲市民有機會欣賞、珍藏、模仿中國藝術。那時正是歐洲現(xiàn)代美學形成的前期階段，在中國文化成為歐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圍中，中國瓷器、繪畫直觀呈現(xiàn)的生命理念、思維方式和藝術手法激發(fā)了歐洲人的想象力，荷蘭乃至整個歐美的藝術開始吸收中國意象和思維，而這種新的藝術形式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得到了歐美藝術界的廣泛認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東方意象不斷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開始，隨著海陸交通逐漸便利，元朝上都開始聚集來自阿拉伯、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等世界各地的使節(jié)、商人、旅游者和傳教士，有學識的歐洲人撰寫了在華游記，從政治、社會、人文、地理、貿易、風俗等諸多方面向本國民眾介紹中國文化思想。16世紀之后，大量歐洲耶穌會會士往來于中西之間，在向中國傳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時，自覺不自覺地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他們不僅撰寫介紹和研究中國文化的書籍，而且翻譯重要的中國典籍。就像利瑪竇、金尼閣、柏應理、馮秉正等傳教士所翻譯的四書五經、《通鑒綱目》等以各種方式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等西方哲學家一樣，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韋利、歐內斯特?費諾洛薩、勞倫斯?賓揚等傳教士和漢學家所著的有關中國的書籍和所翻譯的中國經典深深影響了奧斯卡?王爾德、埃茲拉?龐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喬伊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他們從中國文化中獲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國思想之劍表達自己對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爾德)，要么借中國藝術之形全面創(chuàng)新西方藝術(比如龐德、威廉斯)?？傊?，在經歷漫長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出現(xiàn)了一種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創(chuàng)作傾向。
二、“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研究進展
然而，在整個20世紀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研究中，“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的關系較少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學者們對現(xiàn)代主義的內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質、術語、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歐美國別研究等議題上［2］,外在研究則集中在現(xiàn)代主義與哲學、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經濟、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政治、現(xiàn)代主義與性別、現(xiàn)代主義與視覺藝術、現(xiàn)代主義與電影等跨學科審視上［3］。西方批評界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核心共識基本鎖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學術語匯編》中對該術語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現(xiàn)代主義思想和形式上的劇變源于尼采、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對支撐西方社會結構、宗教、道德、自我的傳統(tǒng)理念的確定性的質疑［1］167-168。也就是說，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現(xiàn)代主義者們的全球性開放視野和胸懷并沒有獲得20世紀西方批評家的關注，西方現(xiàn)代主義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論視野之中。
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評界開始有學者自覺研究東方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關系，不僅翔實論證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曾受到東方文化的影響”的事實，而且在反思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的基礎上開啟了東西方研究的新視角。美國新奧爾良大學錢兆明的專著《東方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將自己的研究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作了比較，揭示了“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對薩義德而言，東方特指穆斯林的東方。對我而言，東方指稱遠東，特別是指中國。如果說直到19世紀初期，東方“只確切指稱印度和圣經之地”(薩義德)，那么到20世紀初期，東方則指稱中國和日本。的確，對重要現(xiàn)代主義者葉芝、龐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爾而言，他們的文學模板的豐富源泉來自遠東而不是近東。因此，研究遠東對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無疑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對薩義德而言，“東方主義是一種文化和政治事實……”。因此他的研究涵蓋了多維度的復雜體系。對我而言，它只是一種文學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學東方主義不是一個抽象的術語，而是指具體的中國詩人――屈原、陶潛、李白、王維和白居易……現(xiàn)代主義作家龐德、威廉斯通過費諾洛薩、翟理斯和阿瑟?韋利與中國偉大詩人進行了對話。對薩義德而言，“東方幾乎是歐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慮到龐德和威廉斯對中國的熱誠，我認為這一思維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龐德與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東方之所以吸引兩位詩人是因為東方帶給他們的是親和力而非差異性……在本研究中，中國和日本不是被視為西方的陪襯，而是現(xiàn)代主義者實現(xiàn)自身的確切例證。［4］1-2
這段話闡明了“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的三個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疇上，重點揭示中國、日本等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第二，研究焦點上，重在文學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論辯，聚焦于遠東文化中具體的詩人、作品、技巧對西方現(xiàn)代派個體作家的影響及影響途徑。第三，研究立場上，重在揭示“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之間借助西方傳教士、漢學家的書籍而展開的文學對話，以及該對話在創(chuàng)作中的表現(xiàn)。
如果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旨在以東方人的目光反觀西方文化，對西方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進行宏觀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通過揭示真實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的微觀表現(xiàn)，旨在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創(chuàng)新作出新的闡釋。前者從社會、歷史、政治、種族等多維視角出發(fā)，揭示西方對東方的話語建構性，以及這種建構性背后的文化霸權機制和所導致的問題、困境；后者以東西文化實際交往的史料為證，闡明東西方文化之間的親和力，重在論證并揭示東西方對話的積極作用。從某種角度上說，后者是對前者的一種推進，昭示著東西方研究從問題走向對話的發(fā)展趨勢。
這一時期，西方批評界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充分體現(xiàn)了聚焦遠東、探討創(chuàng)作影響和文學對話的三大特性。除了錢兆明的《東方主義與現(xiàn)代主義》翔實論證屈原、王維、道家思想對龐德的影響和李白、白居易以及傳統(tǒng)的漢詩技巧對威廉斯的影響外［4］，其他有影響力的專著在此前后陸續(xù)出版。威廉?貝維斯的《冬天的心境：華萊士?斯蒂文斯、禪定與文學》(1988)，探討了佛教對現(xiàn)代主義作家斯蒂文斯的影響［5］。錢兆明的《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美術》(2003)以英美博物館的展品和文獻證明龐德、華萊士?斯蒂文斯、瑪麗安?摩爾等西方現(xiàn)代派作家接觸東方文化始于中國古字畫、青銅器、瓷器等，他們在文學創(chuàng)新中借鑒了中國美學思想與創(chuàng)作技巧［6］。帕特里夏?勞倫斯的《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現(xiàn)代主義與中國》(2003)探討了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之間的影響關系和文學對話［7］。錢兆明的《龐德的中國朋友》(2008)以翔實文獻證明龐德一生所結識的大量中國教育家、哲學家、漢學家、詩人朋友曾參與他涉及中國文化的詩歌創(chuàng)作［8］。在薩比娜?斯爾克等人主編的《美國詩人與詩學中的東方和東方主義》(2009)中，15位西方學者研究了19至20世紀美國詩歌和詩學中的中國、印度、猶太等東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還包括羅伯特?克恩的《東方主義、現(xiàn)代主義和美國詩歌》(1996)［10］、瑪麗?佩特森?屈德爾的《龐德的儒家翻譯》(1997)［11］、辛西婭?斯坦梅的《瑪麗安?摩爾與中國》(1999)［12］和錢兆明的《龐德與中國》(2003)［13］等。用具體的史料進行翔實的論證是這些專著的基本特點，東方文化曾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產生影響的事實得到了扎實的論定。
同一時期，隨著論著的出版，專題性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相繼召開?！艾F(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美國耶魯大學(1996)和英國劍橋大學(2004)召開，引發(fā)國際學術界對本專題的廣泛關注。耶魯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日本翻譯者費諾洛薩對中國詩歌的翻譯、美國詩人斯蒂文斯與中國藝術、英國詩人葉芝與日本戲劇、英國現(xiàn)代主義作家斯特恩與中國、英國詩人龐德與中國等。參會的學者約三十余位，來自美國耶魯大學、德國貝魯斯大學等。劍橋研討會宣讀的論文論題包括：伯格森與老子、研究、美國詩人龐德與Paul Fang、梅蘭芳在美國、徐志摩和蕭乾與朱利安?貝爾、魯迅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等。參會的教授和學者約五十余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美國紐約城市大學、中國香港大學、英國劍橋大學等。在這兩次研討會上，遠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影響以及東西方文學的對話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
在中國批評界，比較文學領域最先開展中西文學對比和“中國形象”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曾出現(xiàn)以主題形式比較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學對比研究。以伍爾夫研究為例，伍爾夫與蕭紅、伍爾夫與張愛玲、伍爾夫與丁玲等平行比較曾得到探討，但研究的力度和影響力較弱［14］88-89。伴隨著薩義德的東方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對話、文化形象等議題引發(fā)人們的關注比如“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在北京大學召開，隨后出版的會議論文集《文化傳遞與文學形象》(樂黛云、張輝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發(fā)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學者的文章，探討“文化相對主義與多元文化”、“文化對話與文化誤讀”、“文學形象與文學翻譯”、“后現(xiàn)代與文化身份”等議題。，歐洲的“形象學”理論被翻譯引進［15］。這一切推動了外國文學作品中的“中國形象”研究，它依循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以及法國理論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學理論，重點探討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構性比如周寧的《永遠的烏托邦――西方的中國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著重探討幾千年來西方的“中國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獄的虛構性，指出“中國形象”只是映照西方價值觀的一面鏡子。另有八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葛桂錄、錢林森、衛(wèi)茂平、汪介之等分別出版了英、法、德、俄國作家與中國文化等方面的專著。，嘗試從文學作品直接描繪或間接涉及中國的片段中推導出西方對中國的“總體認識”［15］17，154。所發(fā)表的論文或籠統(tǒng)闡發(fā)美、英、法等國別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或細致剖析譚恩美、湯婷婷等海外華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或探討賽珍珠的作品，也探討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平托等人的游記中的中國形象，對西方作家的探討則更多關注他們對中國的“想象”，對毛姆、索爾?貝婁、杰克?倫敦、笛福等都有涉及。這些研究為“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展開奠定了基礎。
自覺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召開的“第18屆龐德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的主題是“龐德與東方”。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德國、瑞士、英國、意大利、丹麥等國的63位國際學者和17位中國學者研討了“龐德對中國文化的解讀”、“中國古詩詞對龐德的影響”、“龐德與孔子”、“龐德與日本”等議題［16］127。
2009年，“首屆中國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開啟了本專題在中國境內的第一次大規(guī)模研討。來自中國、美國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專家學者研討了“美國現(xiàn)代派詩人與中國”、“龐德與中國詩歌”、“卡夫卡與中國”、“伍爾夫與中國”、 “艾略特與佛教”、“貝克特與中國音樂”等議題，涉及文學、文化、哲學、宗教、音樂、美術等多個領域［17］47。
2010年，“第三屆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大學召開。作為耶魯大學和劍橋大學研討會的延續(xù)，本次學術會議在國際范圍內進一步推進了本專題研究。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韓國、中國等12個東西方國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議題包括：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與東方、文化交融中的東方與西方、東西方作品對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國和印度、西方現(xiàn)代主義與日本、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東方式閱讀、美國詩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學、音樂、美術、哲學、建筑、宗教、詩學等多個領域參見彭發(fā)勝《“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載《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3期，第237-239頁。［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國際學者的英文版論文將發(fā)表于錢兆明主編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奧爾良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2009年國內研討會和2010年國際研討會上的中文版論文將發(fā)表于高奮主編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在上述幾次會議上，中外學者宣讀了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國文學》等國際國內重要學術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點的基礎上，當前研究在方法、意識、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總結和分析。
三、“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的當前研究特征及未來趨勢
在全球化語境下，中西學術界越來越關注東方文化在現(xiàn)代思想體系中的作用歐美學者已經廣泛意識到以往研究中的歐洲中心論傾向，日益重視在研究中涵蓋東方文化和東方文學，比如“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學與文學史”等項目的設立與投入便是極好的例證。參見宋達《當代北歐學界重構世界文學圖景中的現(xiàn)代東方文學》，載《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第223-227頁。［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學術積淀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研究日益獲得中西學者的廣泛關注。當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現(xiàn)出值得關注的特征，預示了未來的研究趨勢。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更注重從東學西漸的歷史背景入手，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中的東方元素進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學解讀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納達爾的論文《現(xiàn)代主義書頁：喬伊斯與漢字書寫的圖形設計》在“東學西漸”這一悠久而廣闊的歷史背景中，揭示了現(xiàn)代主義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頁面與漢字印刷視覺形式相似的緣由。論文詳盡論證了喬伊斯了解中國的多種途徑：喬伊斯所接受的耶穌會教育體系與中國古典教育體系相似，他曾閱讀傳教士的中國游記，他所處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滿中國的建筑、陶瓷、書畫、絲綢等，他所居的城市對東方文化充滿迷戀和興趣。論文追溯了幾代歐洲人對漢字表意性的興趣和研究及其對喬伊斯的影響。立足于這一開闊的文化交融平臺，論文最終論證并闡明漢字獨特的印制方式和視覺效果幫助喬伊斯確立了他的文本觀和圖像式頁面［18］。美國西北大學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論文《普魯斯特的中國》，以普魯斯特筆下的人物臨終前凝視著17世紀荷蘭畫家維梅爾的著名畫作這一場景為解讀對象，層層剖析，揭示了普魯斯特心目中的中國的重要價值。論文指出，這一場景折射出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曾將大量中國瓷器和畫作運往荷蘭的歷史，以及中國藝術曾對維梅爾等畫家乃至對歐洲現(xiàn)代美學產生影響的事實。透過這一場景，論文不僅揭示東西方文化藝術的聯(lián)結是在世界貿易的基礎上產生的，而且證明20世紀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在追尋新的歷史感時曾對17世紀以來歐美文藝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給予了特別關注。論文通過這一場景昭示了東西方文化雜糅、同化、創(chuàng)造性改寫與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納過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該文即將發(fā)表。。
上述兩篇論文的研究對象都很細微，前者解讀《尤利西斯》中頁面設計的內涵，后者探討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某個場景的意蘊。然而它們所做的文化研究較為透徹，因而結論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紀歐洲耶穌會會士進入中國之后，中國文化西漸融入歐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歷史進程，從教育、書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術等多個層面揭示喬伊斯小說頁面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層歷史內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全球化貿易帶給歐洲的東方文化沖擊，接著又從20世紀的西方對17世紀西方藝術中的中國元素的認同和接納出發(fā)，回溯東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過程和思想催生過程。基于東學西漸的文化史平臺，兩篇論文透視文學形式與場景，不僅還原了東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過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產生過程和內在本質。
當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正在積極呼喚“文化轉向”［19］，歐美現(xiàn)代主義研究則日益重視對東方文化的解讀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家作品研究中，越來越多的著作開始涵蓋對作家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現(xiàn)從東方、孔子視角切入的研究。 ,在這一發(fā)展態(tài)勢下，對西方現(xiàn)代主義作品的東方文化解讀將會獲得進一步的推進。
其二，在研究意識上，學者們注重揭示現(xiàn)代主義詩學思想背后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闡明東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詩學的途徑。
比如香港城市大學的張隆溪在《選擇性親和力?――王爾德讀莊子》一文中，透過奧斯卡?王爾德對翟理斯所翻譯的《莊子》的解讀，剖析王爾德批評論文中諸多關于莊子的評述的真實用意，不僅闡明了王爾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國烏托邦思想與中國莊子思想的結合的事實，而且指出王爾德意在用莊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個時代的英國中產階級價值觀和現(xiàn)代政治體制［20］。中國人民大學郭軍的論文《本雅明的“兩面神”精神之價值與意義》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兩面神”特性，即猶太教卡巴拉傳統(tǒng)與的結合，闡明本雅明思想的東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學高奮的論文《中西詩學觀照下的伍爾夫“現(xiàn)實觀”》探討了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現(xiàn)實觀”融主體精神與客觀實在物為一體的本質，闡明其內質與中國傳統(tǒng)詩學的“感物說”和“觀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師范大學郝桂蓮的論文《禪話“靜默”》從禪宗視角解讀了蘇珊?桑塔格的“靜默”思想的內涵，剖析了桑塔格靜默思想的禪宗意味 郭軍和郝桂蓮的論文均將發(fā)表于高奮主編的《現(xiàn)代主義與東方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這些論文將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現(xiàn)代詩學的東西兼容背景，采用整體觀照研究方法，自覺認識到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在研究過程中堅持從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見，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斷、取舍或規(guī)約，因而能夠揭示出思想產生過程中的中西對話互動特性?！霸谖镔|主義、規(guī)約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都受到嚴重的批評”［22］36 的當代研究取向中，這一基于感知的綜合研究意識將日益成為更多學者的自覺意識。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學者們重點關注現(xiàn)代主義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題上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
比如，錢兆明在《威廉斯的詩體探索與他的中國情結》中探討了美國現(xiàn)代派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詩體探索過程中對李白、白居易的五絕和七律的借鑒，用大量文獻論證了中國古體詩與威廉斯“立體短詩”之間的淵源關系［23］。中國人民大學孫宏的論文《論龐德對中國詩歌的誤讀與重構》指出，龐德在漢詩英譯的過程中不拘泥于詞句與語法，而是力求傳達中國詩歌的神韻，其譯作是對中國古典作品的重構［24］。北京外國語大學張劍的論文《艾略特與印度：〈荒原〉和〈四個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臘神話、東方生殖崇拜、漁王神話等多種思想融合在一起，構成其詩歌隱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詩作中，則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闡釋基督教的教義［25］。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現(xiàn)代派創(chuàng)作中東西兼容的重構特性。不論是對威廉斯“立體短詩”的形式探源，還是為龐德的創(chuàng)造性翻譯正名，抑或對艾略特詩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這些論文不僅揭示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東西方對話特性，而且揭示了創(chuàng)造性重構對文學作品形神兼?zhèn)涞囊饬x和價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對現(xiàn)代主義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龐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創(chuàng)意需要去關注和揭示，這也正是本專題研究的未來發(fā)展趨勢。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學者們對東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讀表現(xiàn)出現(xiàn)代主義作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學羅納德?布什的論文《20世紀西方與中國的同化：美國詩人龐德〈比薩詩章〉中的“觀音”想象》著重探討了龐德《比薩詩章》中“觀世音”意象的內涵。論文追蹤龐德的觀世音意象的最初來源(即漢學家賓揚和費諾洛薩的著作)，剖析龐德未發(fā)表的戰(zhàn)時意大利手稿將觀世音與圣母瑪利亞合一的意蘊，解讀龐德《比薩詩章》的手稿筆記中觀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內涵，最終闡明龐德的觀世音象征著“上天的慈悲情懷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劉燕的論文《渴慕、獵奇與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國形象》用形象學研究理論分析喬伊斯作品中的中國形象，指出主人公布盧姆對中國的濃厚興趣與奇異想象、同情和渴慕，體現(xiàn)他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倡導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全球視野和普世情懷［27］。
上述論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現(xiàn)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無論是揭示龐德的“觀世音”融基督教與佛教為一體，還是闡明喬伊斯作品中中國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說明批評家已充分感應并認同現(xiàn)代主義作品超越二元對立的心境，體現(xiàn)中西批評界旨在實現(xiàn)東西方融合及人與自然融合的積極取向。
[關鍵詞] 比較文化模式；英美文學；對比研究
英美文學是各高校英語專業(yè)的主干課程之一。但是目前該課程的教學現(xiàn)狀并不樂觀，學生對文學的學習興趣逐漸減弱，不能深刻認識到該課程對于語言基本功、人文素質提升以及增進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的重要意義。國際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要求傳媒人才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比較文化視野。作為傳媒類院校的英語專業(yè)，找到英美文學課程設置與傳媒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契合點，才是使該課程走出被邊緣化困境的最佳途徑。
一、英美文學課程設置與比較文化意識的關系
對于英美文學課程教學目標，《高等學校英語專業(yè)英語教學大綱》規(guī)定：英美文學課程的教學目的在于“培養(yǎng)學生閱讀、欣賞、理解英語文學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學批評的基本知識和方法。通過閱讀和分析英美文學作品，促進學生語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質提高，增強學生對西方文學及文化的了解?！痹趥鹘y(tǒng)教學中，重文學史常識和文本分析能力，對于實現(xiàn)該課程的語言目標有顯著的效果。而在全球化的今天，隨著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進一步深入，文化目標的實現(xiàn)對該課程教學有著重要意義。
作為傳媒類院校的英語專業(yè)，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培養(yǎng)對語言學習者而言意義重大，而中西文化的比較意識是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yǎng)的重要基礎。文學是各種文化的呈現(xiàn)載體，英美文學課程通過呈現(xiàn)典型的西方文化，培養(yǎng)學生對英語國家文化的理解和適應，通過語言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升來提高跨文化意識和交際能力，是其他課程所不能比擬的。
二、英美文學課程改革與比較文化意識的培養(yǎng)
1、教學內容改革
教學內容改革首先體現(xiàn)在教材的選取上。我們采用文學史和作品并重的方法，并且針對性地選擇了《英國文學新編》和《英美文學教程（美國卷）》。在課時處理上，對文學史的講解更多地結合文學作品進行。
首先，強調文學作品是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將文學史放到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分成主要的幾個階段。將不同階段的文學史以當時的文學流派串聯(lián)起來，將文學背景和歷史背景相結合，以典型作品的典型形象作為分析的重點，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多地了解歷史文化。
其次，對于文學作品的研讀，適當導入文化語境。無論英國文學還是美國文學，都有其深刻的文化源泉，如希臘神話、古羅馬神話和圣經故事等等。這些文化源泉是貫穿文學史的主要脈絡。教師對于這種文化語境的分析和講解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更好地吃透作品的文化內涵，并且激發(fā)他們對于中國文化的聯(lián)系和比較。
2、教學手段改革
為了更好地解決該課程“課時有限，內容龐雜”的問題，并且充分結合傳媒院校學生“課業(yè)較輕松，對新鮮事物興趣濃厚”的特征，我們在實際教學中強化了網絡平臺和第二課堂的作用。
在主課堂之外，建設英美文學課程網絡資源平臺，挖掘豐富的教學資源，滿足學生個性化的學習方式。網絡資源里包括文史知識、名作賞析、影片欣賞、互動話題、作品展示等各種資源。
第二課堂的構建改變傳統(tǒng)教學中教師是“百科全書”的認識，增加學生的自主學習與自由討論。分學習小組布置資料查閱工作，并且由學生進行簡要的評述。這樣可以很好的提高學生協(xié)作能力和批判性意識，并且通過不同視角的文學鑒賞活動提高比較文化意識和分析能力。
3、強化對比研究
對比研究是英美文學教學中比較文化意識培養(yǎng)的有效手段。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強調對比學習的重要性，可以將不同時期的文學作品、時代特點或者寫作風格與中國文學加以對比研究，或者設計相應的討論題，提高學生對文化背景的了解和對作品內涵的把握。另外，教師可以采取多種文學藝術形式的對比研究，提高學生學習興趣。比如，將經典文學作品的原著與電影或者電視劇的改編版進行對比分析，就能很好地調動學生興趣和提高分析能力。
4、改進考核方式
側重對文學基礎知識的掌握不能充分監(jiān)測學生在初步掌握文學作品的基礎上對于作品的理解和批評能力。因此在試卷考核的基礎上加入學期論文的考核，使學生在掌握基礎知識的基礎上充分表達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并作出評論是有效提高學生研究意識和批判性思維能力的方式之一。文學輸出不只是運用文學批評方法完成寫作，還體現(xiàn)在知識競賽、作品翻譯、角色扮演、劇本改編等活動中。這些都能很好的結合傳媒院校學生的優(yōu)勢，得到學生的普遍歡迎。
三、結語
比較文化意識是大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重要基礎，這是英語專業(yè)合格畢業(yè)生的重要衡量標準之一。英美文學課程在提高學生語言能力和比較文化意識方面有獨特的優(yōu)勢和重要意義。因此要強化其承載的文化培養(yǎng)目標，并且切實改善課程設置，真正做到與傳媒類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有效對接，才能使傳媒院校英語專業(yè)培養(yǎng)出具有國際視野、具有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并且能進行中西文化進行比較研究的合格人才。
參考文獻：
[1]高等學校外語專業(yè)教學指導委員會英語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yè)英語教學大綱.2000.
[2]張慧榮.英美文學多維度文化導入教學范例[J].外國語學院學報，2006（06）.
[3]胡文仲，孫有中.突出學科特點，加強人文教育――試論當前英語專業(yè)教學改革 2009（05）.
[關鍵詞]中西文化 愛情 死生觀念
莎士比亞與湯顯祖是相同歷史階段輝映于歐亞戲劇天空的大師。16世紀90年代，中西戲劇舞臺上出現(xiàn)了兩部以追求愛情自由不惜獻出生命為主人公的經典名劇，那就是莎士比亞的青春愛情詩劇《羅密歐與朱麗葉》與湯顯祖的至情傳奇《牡丹亭》。它們至今仍在世界戲劇舞臺上盛演不衰。由于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盡管兩劇都是描寫方愛情的典范，卻體現(xiàn)不同的情態(tài)?！赌档ねぁ飞钋閳?zhí)著、含蓄溫柔，《羅密歐與朱麗葉》清新明艷、熱烈奔放。歸根溯源，兩部劇作的人物形象是造成兩劇不同愛情形態(tài)的主要原因。
杜麗娘與朱麗葉出身富貴，青春美妙，本應該盡情享受美好青春，但最后都成為封建社會的叛逆者，愛情自由的追求者。她們的性格形象鮮明，抗爭精神徹底決絕，顯示出比其它角色更為豐富的內心世界。雖然兩人的塑造從文學淵源上看無甚關聯(lián)，但卻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從兩人的愛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發(fā)展出的不同特征，我們能一窺中西傳統(tǒng)文化在女性角色身上的投影，在愛的緣起、愛的表達、愛的結局等方面，杜麗娘與朱麗葉表現(xiàn)出明顯的中西文化差異。
一、愛的緣起的本質區(qū)別
陳寅恪的情論曾這樣論述：“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保▌粝?，學術思想與人物[M]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30～131.）如果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杜麗娘對于柳夢梅的愛，起源得非常荒唐，抑或無“理由”。
杜麗娘游園，無非是要為自己的青春找個寄托。而她游園最終所感受到的，是滿目春光里的衰敗與凋零；她看見的是冷漠的人生宿命：“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面對滿園的春光，她唱道：“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她詠嘆著春光明麗，她哀悼著錦繡年華，心靈深處對于青春的無法安放的無奈感令她無法釋懷。麗娘的情思剛被撩起，卻由于沒有一個可以釋放愛情的對象，終歸化為空無，于是“剪不斷，理還亂，悶無端”。她并不是先有愛的對象再產生愛，而是先有了愛，再產生愛的對象。滿腔情思千萬緒，人間卻無賞花人。此種境地，才是杜麗娘愛情緣起的最苦處。所以對于杜麗娘來說，愛人是誰、長相俊丑、出身哪般實際上并不重要，只因那柳夢梅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走進了她的夢里，便有了愛。杜麗娘有至情，似愛柳夢梅，實際是自戀，甚至僅僅是愛上了感情本身就可以讓她在后來那般奮不顧身，死生相隨。
與之相較，朱麗葉的愛情由來就顯得“合理”、“自然”很多。她并沒有憑空為自己設定一個愛人，也沒有急切地期盼愛情，將愛情的追求與生命意義等同。直到與羅密歐相識在家族的舞會上，羅密歐的英俊深情深深打動了朱麗葉，她才與之墜入愛河。同時朱麗葉對羅密歐的愛也有精神層面的理由：兩人都有進步的思想，認可人性自由的理念，篤信真愛無敵的信仰。所以他們一經相遇就山盟海誓、義無反顧——這與杜麗娘與柳夢梅的第一次見面（無論夢中還是現(xiàn)實），處處透出的男女的需求就更不相同了。
二、愛情表達的異曲同工
朱麗葉她是一個外柔內剛的人文主義少女。她的愛從最初的羞怯回應，逐步發(fā)展為熱烈似火的獻身激情，以至毫無顧忌的身心結合，繼而在期待與幻滅的交織中，義無返顧的走向身死情永恒的終章。她的愛激情四溢，充滿了宗教式的狂熱，愛情的表達方式更是大膽直率、溫柔明朗。例如朱麗葉阻止羅密歐向月亮起誓：
“不要指著月亮起誓，它是變化無常的……”
“那么我指著什么起誓呢？”
“不用起誓吧！或者要是你愿意的話，就憑著你的優(yōu)美的自身起誓，那是我所崇拜的偶像，我一定會相信你的?！?/p>
連月亮都被直接排除在兩人世界以外，在朱麗葉心里，愛的象征、崇拜的偶像只有一個羅密歐。這與這與西方人愛情表達直接精確、熱烈排他的特點完全吻合。朱麗葉完全不顧家族世仇與宗教束縛，坦然地追求愛情，享受愛情、捍衛(wèi)愛情，并最終以生命祭奠愛情，可以看出：在文藝復興時期，新興的資產階級不僅急迫而且充滿信心、斗志昂揚地向封建倫理道德、宗教的禁欲主義宣戰(zhàn)；個性至上、愛情自由的價值理念已經深入進步青年的靈魂。
而《牡丹亭》中，杜麗娘的愛情表達方式更富層次感。杜麗娘的人物象形鮮明而復雜，在她身上溫婉與剛強，活潑與苦悶，叛逆與軟弱得到了統(tǒng)一，也惟其如此，她才那么地真實與可愛。作者真實細膩地描寫了她的抗爭精神的發(fā)展之路。杜麗娘作為名門宦族的小姐，她長于深閨，從小接受嚴格的封建教育，“嫩臉嬌羞，老成尊重”?！扼@夢》中的杜麗娘仍矜持溫順、嬌羞無限。直到夢中幻景，現(xiàn)實難尋，杜麗娘才甘愿選擇自我結束這“如花美眷”般的生命，將自己的一片深情永遠留在這夢中的春光里。
但杜麗娘的死來只是她抗爭之路的開始。杜麗娘她的游魂主動與柳夢梅再續(xù)夢緣——熱情、大膽地向柳夢梅示愛，以“魂魄”的身份和情人“幽媾”。為情而死去，也為情而再生；為理想而犧牲，也為理想而復活?；氐浆F(xiàn)實陽界的她，又堅定面對父親對她愛情的百般阻撓。最終杜麗娘在朝堂之上慷慨陳詞，感動了皇帝“敕賜團圓”，與柳夢梅成婚。這正是作者借杜麗娘對儒家重孝道和禮教的傳統(tǒng)封建思想束縛的華麗突破，是社會、觀眾對生死至情與人欲合理的肯定與褒揚。
可以說，莎士比亞提倡婚姻自主、人性自由的“人文主義精神”，既有本能的沖動，也有破壞和毀滅原有思想體制的沖力。而深受陸王心學、李贄“童心說”等“異端性批判”影響的《牡丹亭》，滲透著東方文化對本體的探尋和感受的深情抒發(fā)——不是對人生、對世界的破壞、沖擊，而是深情脈脈中的情理和諧。朱麗葉的愛大膽熱情、明朗純粹，這是人文主義思潮涌動下的水晶之戀；杜麗娘的愛則是深情含蓄、執(zhí)著堅定，而這正是明代進步知識分子突破封建禮教的“至情”宣言。
三、愛情結局的匠心各異
朱麗葉與杜麗娘“生而復死” 與“死而后生”的結局，均凝聚著兩位劇作家精心的構思，可以說是匠心各異，難分軒輊，展現(xiàn)出中西文化的差異。
朱麗葉對待愛情熱情決絕、勇于承擔，然而命運的捉弄又顯得那么令人無法抗拒。羅密歐因她的假死悲痛欲絕，服藥自殺?？吹缴磉吽廊サ牧_密歐，蘇醒過來的朱麗葉覺得生無可戀，終也拿起短劍自刎。杜麗娘的為情而死并沒有成為她愛情的結局，相反，湯顯祖要用她的“至情”反抗當時社會的“至理”。于是杜麗娘的鬼魂浪漫地與柳夢梅再續(xù)夢緣，更為了與情郎長相廝守而還魂復活。接下來的她在現(xiàn)實世界中， 大膽而堅定，纏綿而執(zhí)著：家宅之中，深情申訴；金殿之上，慷慨陳詞；歷經劫難、終得團圓。
朱麗葉的“生而復死’鮮明體現(xiàn)了西方文化的死生觀念對莎士比亞的影響。首先就是所謂的“死亡與救贖”思想。從某種意義上說來說，羅朱之死與基督之死有著異曲同工的效果，所以他們的死亡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悲劇結局——他們用肉身的死亡交換了精神的解脫，死亡成了具有凈化審美意義的某種儀式，借由次，真愛的力量得以升華。羅朱殉情還因為他們均秉承著基督教的“彼岸意識”。他們相信由生入死只是一瞬，信仰愛情而又拒絕缺失——這必然會讓他們不自由毋寧死的“生”態(tài)度。只要充滿激情，尋找到愛的光輝，死亡的陰影就不再寒冷。莎士比亞的藝術審美創(chuàng)造，使“靈魂窺見了墳墓后面的光輝”，“在地上獲得被揭示出來的天堂”。（郭宏安（譯），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75.）
反觀杜麗娘的生而求死，只是一種解脫的形式——死亡的彰顯正是她解決宗法倫理牽絆進而自由追求愛情的起點。也就是說，麗娘“為情而生”的前提是必須要先“為情而死”，不破不立。而這種死亡，更像是朱麗葉的“假死”。與朱麗葉的真正死亡相比，杜麗娘的“死”僅僅是一種手段，死亡不是歸宿。生命空間擴大化和對人倫世俗的執(zhí)著性才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湯顯祖生死觀的核心。正如湯顯祖所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這種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看似荒謬，但只要它的最終指向永遠定格在“生的眷戀”，那么就永遠會被作者、其他知識分子、廣大讀者觀眾接受。
中國戲曲傾向于圓滿、團圓的結局，“至情”在貌似合理的情節(jié)中得到和諧的勝利。但歸根結底，杜麗娘不是在今生而是在來世（復活可算再活一次）才找到幸福。這也可以算是皆大歡喜中的一絲苦澀回味，既突出反映出了湯顯祖在儒家、禪宗、道家思想影響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心理，也從另一個角度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看待生死的世俗性的特點。 （責任編輯：蔣晗玉）
參考文獻：
[1]李澤厚.華夏美學 [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2]袁行霈.中華文明之光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87-397.
[3]徐行言.中西文化比較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4]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17-525.
【關鍵詞】文化轉向 《浮生六記》 典故翻譯 譯例分析
引言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翻譯研究出現(xiàn)的“文化轉向”，翻譯研究已經不單純側重于語言層面上的對等，而是轉向于研究促使翻譯形成的一切語言之外的因素。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夫維爾在論文集《翻譯、歷史與文化》中提出，翻譯研究逐步轉向了文化，轉向文本外部的研究。本文以《浮生六記》兩英譯本中的典故翻譯為例，比較譯者在處理含有大量文化因子的文化負載詞―典故時翻譯策略選擇的不同，研究當時譯者所處的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對其翻譯策略有何影響。
一、《浮生六記》及其譯本簡介
《浮生六記》是清朝乾隆年間文人沈復的一部筆記式的自傳。作者以簡潔通俗的文言文描述了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間流露出作者獨特的人生態(tài)度、價值理念和審美情趣，從中可以領略到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那種清新寡欲、追求真美的性情，其中不乏中國傳統(tǒng)語言文化精髓。
概括起來，目前在學界較為重要的英文版《浮生六記》大概有三。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林語堂先生1936年的譯本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另兩個版本分別是：1960年雪莉?布萊克的譯本和1983年白倫與江素惠合譯的譯本。對于這三個不同的翻譯版本，需要說明的是，布萊克的版本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浮生六記》的編譯，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翻譯。筆者選取了林語堂先生的譯本（簡稱林譯本）和白倫與江素惠合譯的譯本（簡稱白、江譯本）進行比較。
二、林譯本和白、江譯本《浮生六記》典故翻譯的對比分析
1.典故釋義。對于典故，《辭?！穼⑵溽屃x為：“詩文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詞語?！逼渲饕獊碓从校海?）歷史故事或歷史事件；（2）神話傳說；（3）民間傳說；（4）文學作品；（5）寓言故事；（6）民間習俗、諺語等?？偟恼f來，典故是指人們在口頭或書面表達時引用出自神話、寓言、民間傳說、歷史事件或文學名著等有來歷出處的詞語。
2.典故譯例對比分析。根據以上典故的六個主要來源，筆者總結了《浮生六記》的典故12例，并對每例進行了對比分析，發(fā)現(xiàn)兩個譯本中的典故翻譯共用到的翻譯方法主要是：直譯、直譯加注、音譯加注、文內增譯、文內注釋和意譯。
直譯最大程度的在語言層面上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和特點，但是對于富含特定文化負載詞的典故，有時僅靠直譯不能傳達出異質文化背后的意義，由于異質文化的獨特性和源語―目的語自身所具有的語言和文化背景的異同，直譯勢必會給讀者理解譯文造成一定的障礙。在翻譯含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典故時，宜采用一些輔的翻譯手段，也就是對文化信息做一些彌補性的工作，也稱為文化補償。在《浮生六記》的兩英譯本中，所采用的文化補償手段主要有：文外注釋（直譯加注、音譯加注），文內注釋和文內增譯。
例：余戲日：“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于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林譯：“Perhaps，” I said， “Wenchün was tempted to elope with Hsiangju not because of his ch’in music， but rather because of his fu poetry，” and we laugh again. （林語堂，1999：23）
白、江譯：I jokingly said， “So perhaps Wenchün did not fall in love with Hsiang-ju19 because of the way he played the lute after all， but because of his poetry？” The conversation ended with us both laughing loudly. （Pratt&Chiang，1983：32）
尾注19.Notorious lovers of the Han Dynasty. Cho Wen―chün fell in love with Ssu―ma Hsiang-ju and ran off with him one night after he courted her by playing the lute at her father’s home shortly after she had been widowed. （Pratt&Chiang，1983：151）
林語堂采用直譯法，通過添加關鍵詞“elope” 將典故的內涵在譯文中明點了出來，讓讀者聯(lián)想起‘文君夜奔’的故事。中國讀者對卓文君故事比較了解，但對于中國文化了解甚少的西方讀者則不然，為了讓讀者更多地了解這一歷史典故，白、江二人則采用了直譯加注的方法。
綜合以上兩譯本中的翻譯方法，再按照是否能忠實地傳達原文的文化色彩，筆者總結了兩個譯本的典故翻譯方法和策略，見表1：
從表1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兩譯本都綜合地運用了異化和歸化的翻譯方法；林譯以歸化為主，歸化和異化相對比較均衡；白、江譯以異化為主，其中異化翻譯占主導。
譯者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和策略不是偶然現(xiàn)象，從歷時性和文化大視野的角度看，譯者會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出于某種文化目的，選擇其翻譯選擇和翻譯策略。在各自的序言中，譯者道出了各自譯著的目的。
林語堂在其序言中寫道：“素好《浮生六記》，發(fā)愿譯成英文，使世人略知中國一對夫婦之恬淡可愛生活?！?林語堂翻譯《浮生六記》的目的是讓西方讀者了解到這對可愛的中國夫婦淳樸恬淡的生活，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tǒng)文化。然而作為一個游走在東西文化間的中西文化邊緣人，林語堂在向西方讀者傳遞東方歷史文化的翻譯過程也必然會受到其獨特文化身份的影響。在中西文化地位懸殊的20世紀30年代，林語堂先生采用了以歸化為主，兼顧異化的翻譯方法，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又適當保留原作中文化負載信息，譯文仿佛就是采用譯語進行的創(chuàng)作，行文流暢自如，毫無翻譯的痕跡，大大地提高了異域讀者對中國文化接受程度。
三、結語
在全球化與多元化并重的今天，中外文化交流日趨增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越來越受到世界的關注。在如何處理翻譯中的文化差異的問題上，劉宓慶提出了“文化適應”的概念：譯者必須摒棄“非此即彼”的一元論文化翻譯觀，以綜合平衡觀為原則，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達致譯語文化和源語文化的“恰恰調和”。我們在向世界譯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時也應采取不同的翻譯方法和策略，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拔幕瘋髡妗钡哪康脑谟谧畲罂赡艿貍鬟f源語的文化內涵，讓譯語讀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文化信息，更好地欣賞原汁原味的源語文化，從而獲得與源語讀者大致相同的文化感受。
參考文獻：
[1]包惠南.文化語境與語言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2]郭建中.文化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3]沈復、林語堂.浮生六記[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
